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第5/7页）

警长摇了摇头。

“不可能，先生，”他回答说，“同样不可能。您可以回忆一下，从凶案发生后的几秒钟直到停车，最后一个包厢里四个人中的两个一直在向火车外面看。想要打开门站到火车外的脚踏板⑴上而不被他们看到是不可能的。警卫琼斯也往货车厢外面看了，没看到任何人。停车后，刚才往外看的那两个人和其他人一起跳到了地上，他们都证明这些门从来没被打开过。”

“嗯，”署长沉思了一下，“听起来是这样。那就剩走廊一侧的门了。警卫到现场相对较早，凶手肯定在火车还高速行驶的时候就逃了出去。当警卫在走廊里对付门上那个楔子的时候，他可能攀在车厢外侧。火车一停，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对面包厢那一侧。这样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跳车逃走了。你认为这个推测怎么样，警长？”

“我们对车厢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搜查，先生。首先提出异议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包厢的帘子升得太快了，凶手不可能顺利逃脱，但我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在布莱尔·布斯小姐和那四位先生拉起帘子前，至少有十五秒钟的时间，这使凶手很容易拉下窗户，打开门跳出去，然后关上窗户和门，蹲在别人看不到的外侧脚踏板上。我估计警卫往货车车厢外面看时应该已经过去三十秒钟了。根据时间推断，他应该可以像您设想的那样逃走，但是另一件事又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当火车渐渐停下来，警卫跑着穿过三等车厢时，史密斯先生——就是那个生病孩子的父亲——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要跟着警卫到头等厢去。但还没到门口，门就被关上了，门上的弹簧锁也马上锁上了。史密斯先生只好拉下走廊尽头的窗户往外看，他肯定头等厢的脚踏板上没有人。为了证实史密斯先生的话，在一个同样漆黑的夜里，我们开着同样一列车，用同样的方式点着灯驶过路线上同样的区域。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蹲在脚踏板上的话，从窗户能看得很清楚，看上去就是光亮区域里的一团黑影。所以我觉得应该相信他的说法。”

“是，这听起来很合理。当然，警卫自己的证词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货车外面看时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发现在货车车厢也能看见蹲在那儿的人，原因相同——铁轨两边的路基是亮的。”

“那就是说警卫穿过三等车厢时凶手不可能已经出去了？”

“是的，因为在警卫到之前走廊的帘子已经被升起来了。”

署长眉头紧锁。

“真是莫名其妙。”他沉思着。一段时间，两人都沉默不语，然后他接着说道：“凶手有没有可能在开过枪后，立即藏到一个洗手间里，然后停车时趁乱神不知鬼不觉地从走廊门溜了出去，下到铁路线上逃跑了？”

“不可能，先生，我们也做了这样的调查。如果他藏进了一个洗手间，那么他就出不来了。如果他向三等车厢方向逃跑，史密斯先生会看到他，而且头等车厢的走廊从警卫过去到搜查之前都处在被监视状态下。我们已经证实，女士包厢里的乘客在警卫经过她们包厢后马上就到了走廊里，而且最后一个吸烟车厢里四位男士中的两位一直都在透过他们的门往外看，一直到那几位女士出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

署长吸着烟陷入沉思，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

“你说过验尸官有些意见？”最后他说。

“是的，先生。他假设凶手开枪后立刻跑出了走廊一侧的一扇门——有可能是最后一扇——从那里爬到车厢外某个从窗户看不到的地方，等车停下时跳了下去。他设想了车顶、缓冲器⑴或者下面的台阶。乍看上去这好像有可能，我试着做了一些试验，但没什么用。车顶是肯定不可能的，因为它的弯度非常大，没有平坦的天窗，而且门上方也没有把手。缓冲器同样不可能，从最后一扇门把手到车厢外的缓冲器之间有七英尺二英寸的距离。也就是说，人不可能从一头跳到另一头，他走过脚踏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下面的台阶也是不可能的。首先，它是分开的，每个门下面只有一个短的台阶，不像脚踏板是一块连续的整板，没有扶手的话没人能走过下面的台阶到达缓冲器。最后，无法想象什么人明知只要碰到月台就会被扫下火车还硬要爬到那儿去。”

“那就是说，警长，你觉得凶手作案的时候在车厢，搜查的时候不在，可又不是停车的时候跑掉的？我觉得这不可能。”

“我知道，先生。非常抱歉，但这正是我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困难。”

署长拍了拍下属的肩膀。

“没关系，”他和蔼地说，“真的没事。你再试试，重新想想，我也再想想。明天你再来找我。”

这番谈话确实恰当地为这个案子作了总结，再也没有任何人带来任何灵感。随着时间的流逝，没有新的线索出现，人们的兴趣也逐渐开始减弱。最后，它在新伦敦警署年报中一长串破不了的案子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现在，我，一个毫无名气的医生，因为前面提到的机会了解到这桩神秘命案的谜底。案件本身和我没有联系，刚刚描述的细节都是从当时的官方报告中看到的。作为对我提供信息的补偿，我有幸看到了那些报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四周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劳累了一天后非常疲惫地回到家里，刚刚点着一支烟，就接到一个紧急命令，要求赶到我行医地区附近村子的一家大旅馆里。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在路口跟一辆汽车相撞，伤势很严重。我扫了他一眼就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事实上，他的生命大概就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他很冷静地询问自己的情况。我按照行业惯例回答了他，并且询问他要不要找什么人来。他直视着我说道：“医生，我想讲一件事。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能在我活着的时候替我保密，死后再通知当局和公众吗？”

“噢，当然可以，”我回答说，“但我是不是应该为你请个朋友或牧师来？”

“不，”他说，“我没有朋友，也不需要牧师。你看上去像个可靠的人，我宁愿告诉你。”

我鞠了一躬，把他放得尽量舒服些。然后，他就开始讲了，用一种缓慢的近乎耳语的声音。

“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得简要一点。你记得几年前有个霍雷肖·卢埃林夫妇被杀的案子吗？当时他们乘坐的是一列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案发地距卡莱尔南部约五十英里。”

我依稀记得这个案子。

“‘高速卧铺列车上的惨案’，报纸上这样说的，是吗？”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