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第10/25页）

她对我笑了笑，一边谢我一边补充说：这也是最后一次叫我做这样的事。我因樊·贝维也知道这事，感到有点失望。但不管怎么说，我真的不感到尴尬，我习惯于提箱子。

走出门外，她把钥匙递给我，亲了我一下。

我快步走下楼梯，飞速地穿过码头，朝图纳尔桥走去，希望不要碰到卡多。

在地铁里，正是人流的高峰期，我挤在人群中，反而觉得安心，不会引起人家的注意。

我决定，拿回手提箱时，还坐地铁回来。

我在阿弗尔—沟马丹车站等去米罗湄尼的列车。还有时间，雅克丽娜在十点前不会打电话到旅馆叫我。我让两三趟地铁列车过去。为什么她把这件事交给我去办，而不是叫樊·贝维办呢？她真的告诉他我去拿那个手提箱？和她在一起，从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我走出地铁，心里感到一阵恐惧，但很快就消失了。路上的行人不多，我交错而过。一座座大楼的窗户昏暗，职员们刚刚离开办公室。在160号大楼前，我抬起眼睛，唯有五楼的窗户亮着灯。

我没有打开定时楼梯灯，电梯缓缓地上升，我头顶上的灯泡射出黄色的光线，在墙上投下栅梯的影子。我让电梯的门半开着，借电梯的光线，迅速地将钥匙插入锁眼。

在前厅四周，房间的双重门敞开着，从大街的路灯射来一股白色的光芒。我从左边走入牙诊室。诊室中间放着一把给病人坐的靠背椅，皮靠背略往后仰，看上去像一张增高的长沙发，病人可以伸腿靠在上面。

借着路灯的光线，我打开靠近窗口的那个铁皮橱，手提箱就在里头一层架子上。一个普普通通的白铁皮做的手提箱，就像休假军人常提的箱子一样。

我提上箱子，又回到前厅。在牙诊室的对面有一个候诊厅。我转动开关，光线从一盏水晶吊灯上射下来，几把绿绒靠背椅，在一张矮桌上放着一堆杂志。我穿过候诊厅，走进一个小卧室，一张狭窄的床上被单凌乱。我打开床头灯。

一件睡衣在枕边卷成一团。在衣橱里，用衣架挂着两套和卡多在居雅斯街上穿的一样形状的灰色西服。在窗脚，放着一双栗色的皮鞋，用鞋撑撑住。

显然，这就是卡多的卧室，在柳条筐里，我看见一个“国王”牌香烟的烟盒，这是雅克丽娜习惯抽的烟，大概是前一天晚上她来这里扔下的烟盒。

我机械地打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放着一堆安眠药瓶和阿斯匹林药瓶，以及名片。名片上写着：彼埃尔·罗博，外科—牙科医生，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电话Wagram 1318。

手提箱用锁锁着，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撬开？它并不重，里面大概放着钞票。我在西服的口袋里摸了摸，找到一个黑色的皮夹子，里面放一张身份证，是前年签发的，名字是彼埃尔·卡多，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生于波尔多（纪龙德省），家住：巴黎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

这么说，卡多至少住在这里有一年……这也是一个名叫彼埃尔·罗博的外科—牙科医生的住所。时间已经太迟了，无法向楼下看门人打听，况且我不可能手拿这个白铁皮箱子出现在他的面前。

我坐在床沿，闻到一股乙醚的气味，心里好像一阵刺痛，似乎雅克丽娜刚刚离开这个房间。

在离开大楼之前，我却决定敲敲看门人的玻璃门，里面亮着灯光。一个棕色头发的矮小的男人打开了门，头露在半掩的门缝间，用怀疑的眼神望着我。

“我想见罗博大夫。”我对他说。

“罗博大夫现在不在巴黎。”

“您能告诉我到哪里去找他？”他似乎越来越不信任我，眼睛停在我手上拿的白铁皮手提箱。

“您没有他的地址吗？”

“我不能给您地址，先生，我还不知道您是谁。”

“我是罗博大夫的亲戚，我在军队服役，回来休假几天。”

听了这些详细的自我介绍，他似乎对我稍稍放心些。

“罗博大夫在他的贝乌斯特的住宅里。”

我觉得这个地名的字的组合不很清楚。我叫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我听：贝—乌—斯—特。

“对不起。”我对他说，“不过，我想罗博大夫不再住在这里，在住户名单上有另一个名字。”

我指了指名单和卡多的名字。

“这是罗博大夫的一个同僚。”

我又看出他脸上显出不信任的表情，他说：

“再见，先生。”

突然他转过身，关上门。

我已经在楼外了，决定步行到圣拉扎尔车站；手提箱真的不沉，林荫大道上冷清清的，大楼正面的灯熄灭了，不时有轿车擦身而过，朝星形广场驶去。我刚才敲了看门人的门可能犯下一个错误，因为他将说出我的体貌特征。为了自我安慰，我暗里在说：任何人——卡多，还有那个幽灵般的罗博大夫以及160号大楼的看门人——都无法指控我。是的，我所做的——潜进一个陌生的房间里，拿走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手提箱，这行为对其他人来说，带有某种严重性——这一切对我来说不会有危险。

我不愿意马上返回图纳尔码头。我登上火车站的台阶，走进大厅。许多人涌进开往郊外的列车的月台上。我坐在一条板凳上，双腿夹着手提箱。渐渐地，我自己也觉得既像一个游客，又像一个休假的军人。圣拉扎尔车站给我提供一个逃避场所，它比列车将开往的郊外或诺曼底更广阔。买一张车票，去勒阿弗尔——卡多待过的城市。在勒阿弗尔，消踪在任何地方，消踪在广阔的世界。从海洋之门过去……

为什么这个车站大厅叫做歇脚大厅？大概在这里歇一会儿就出发了。再也不要用力，甚至你的脚力……

我一直走到大厅深处的餐厅。在露天座上，坐着两个休假军人，手里带的手提箱和我的一模一样。我差点儿向他们要开箱子的小钥匙，以便打开我的箱子。但是我害怕一旦箱子打开，里面一沓沓钞票会暴露在我的近邻，特别是暴露在一位穿便装的检查员的眼皮下。我听说他是火车站的巡警，一听说警察这两个字，使我想起雅克丽娜和樊·贝维，似乎他们俩要把我拖进一场冒险之中：从今以后，我将成为车站警察的猎物。

我走进餐厅，选择靠近玻璃窗的一张桌旁坐下，玻璃窗悬在阿姆斯特丹街的上方。我并不饿，叫了一份石榴汁。我把手提箱夹在双腿之间。我邻座的一对夫妇在低声谈话，男的棕色头发，三十来岁，颧骨上有麻点，他没有脱去外套；女的也是棕色头发，穿着一件皮大衣。他们刚吃完晚餐。这位女乘客与雅克丽娜一样抽的是“国王”牌香烟。在他们坐的长凳后靠着一个黑色的大包和一个同样颜色的皮箱子。我自忖他们是否刚到达巴黎或者正要出发。女的清晰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