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第7/25页）
在旅馆的门槛上，我转过身，樊·贝维向我招了招手，然后钻进车子。车门“啪”的一声关上。现在，他一人坐在后座上。
车子开动了，朝着塞纳河方向驶去，那也是通向奥斯特里茨火车站和里昂火车站的路，我心里想他们要离开巴黎。
我在上楼进房间之前，向守夜人要了电话簿，但我还不知道“卡多”的正确写法，我看里面有近音异字的姓：喀多、家多、佳多、加多、卡脱、卡图、卡朵，但没有一个名叫“彼埃尔”。
我睡不着，遗憾的是刚才没有对卡多提问题。要是提他几个问题，他会怎么应答？如果他真的是牙科学院学生，那他现在开业吗？我努力想象他穿着一件白大褂，在诊室里接待病人。随后，我想到雅克丽娜时，又回想起卡多的手触摸雅克丽娜的膝盖。樊·贝维也许会给我作出解释，我辗转不安地睡着了。在我的梦中，一列姓名闪闪发光，鱼贯而行：喀多、家多、佳多、加多、卡脱、卡图、卡朵……
*
约莫八点，我醒过来，听见有人敲我的房门，是雅克丽娜。我神色慌张，就像一个刚从噩梦中醒过来的人。她在门外说：她在下面等我。
天色还昏暗，我从窗户看见她坐在林荫大道对面的一张凳子上，为了御寒，她竖起皮上装的领子，双手插在口袋里。
我们俩朝塞纳河走去，走进酒市场前的最后一家咖啡馆里。是什么风把她吹来，坐在我的对面呢？昨晚，从我走出卡多的车子后，从没有想过事情会这么简单。我所想的是，好几个下午我将泡在但丁咖啡馆无缘无故地等候她。她告诉我：樊·贝维去阿提蒙拿他们的出生证，以便做新的护照。三个月之前，他们去比利时旅行时丢了护照。
昨晚，我意外地出现在他们俩和卡多之前，她对我十分冷淡，我感到迷惑不解。现在她不再那样对待我，就像我们上次待在一起那样亲热。我问她感冒好了没有。
她耸了耸肩。今天早上比昨天还冷。她却仍穿着那件单薄的皮上装。
“您该买一件真正的大衣。”我对她说。
她直视我的眼睛，略带嘲讽，笑着问：
“在您看来，一件真正的大衣究竟是什么？”
她这么一问，我怔住了，她似乎要让我放心，说道：“不管怎么样，冬天即将过去了。”
她等待马略卡来的消息，它们不会迟迟不来。她希望春天出发。显然，我是他们中的一分子，要是我愿意去的话。她也认可了，我放下心来。
“卡多呢？你们有他的消息吗？”
一听到卡多的名字，她就皱起眉头。我就像闲聊似的以漫不经心的口气问她。
“您想起他的名字吗？”
“这个名字很容易记住。”
这个卡多，他干什么职业？对，他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的一家外科—牙科诊所里工作，就在雅克马—安得尔博物馆附近。
她点上烟，手有点发抖，说道：
“他可能会借钱给我们，帮我们旅行。”
她好像在观察我的反应。
“他很富有吗？”我问道。
她笑了笑。
“您刚才说大衣……好，我叫他给我买一件皮大衣……”
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就像我上次在居雅斯街的咖啡馆里看见她的手搭在樊·贝维的手背上一样。她凑近我的脸说：
“放心好了，我一点也不喜欢皮大衣。”
在我的房间里，她拉上黑色的窗帘。以前我从来没有拉上，因为窗帘的颜色让我不安。每天我被窗口射入的光线弄醒过来。现在光线从窗帘的缝隙里射入。看到她的衣服、内衣撒落在地板上，感到非常奇怪。过了许久，我们睡着了。楼梯上的人来来往往的脚步声把我从梦乡中拉出来，但我躺着不动。她还在睡，头倚在我的肩膀上，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她离开我的房间时，对我说：最好晚上我们不要见面，樊·贝维大概已经从阿提蒙回来很久了，他在图纳尔码头等她。我不想问她将如何对他解释她不在。
一旦我又剩下一人时，又感到自己重回到昨天的那个点上：对任何东西都不敢确定。我没有任何法子，只有待在房间里，或在但丁咖啡馆里等候，甚至可能在凌晨一点在居雅斯街上等候。周六，如果樊·贝维又出发去弗日雷索或迪耶普，那么我们就陪他到地铁站。倘若他同意她留在巴黎，那么我们就又像上一次那样。一直到时间的终结。
我把三四本艺术书籍放进本色的帆布袋里，走下楼梯。
我问一位站在总台后的男子，有没有巴黎市分街道的电话簿。他递给我一本几乎是新的蓝色电话簿。我查了奥斯曼林荫大道的所有电话。我终于在门牌158号找到雅克马—安得尔博物馆。在160号的确有个牙医，叫什么彼埃尔·罗博。我随手记下他的电话号码：Wagram 1318。随后，我提着本色大布袋，走到穷者圣于连街的英语书店。我成功地卖出我带来的其中一本书：《Italian Villas and Their Gardens》，得了一百五十法郎。
*
我在奥斯曼林荫大道160号大楼前犹豫了一下，随后跨过大门。在墙上挂的木牌上用印刷大字写着姓名和楼层：
彼·罗博—彼·卡多大夫
三楼
卡多的名字和别的名字写得不同，好像是加上去似的。我决定敲三楼的门。电梯的两扇门在昏暗中闪光，我不想坐电梯。我慢慢地爬上楼梯，心里在准备我将对开门人讲的第一句话——我和卡多大夫有约会。如果他把我带到卡多大夫跟前，那我就装作一个出其不意登门拜访的客人，诙谐地对他说话。此外，他只见过我一次，也可能一下子认不出我来。
在门口挂着一块金黄色的牌子，上面写着：
外科—牙科医生
我摁响门铃，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没有人回答。
我从大楼里走出。在雅克马—安得尔博物馆后有一家咖啡馆。露天台座上装有玻璃。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从这里可以监视160号的入口，我等候着卡多的回来。我完全没有料到他对雅克丽娜和樊·贝维是那么重要。这也许是一次邂逅，他们也许此生再也不见到他。
我已经喝了好几份石榴汁，已是傍晚五点了。我最后竟忘记我待在这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究竟是为什么。几个月来，我都没有来过北岸，现在我觉得这里离图纳尔码头和拉丁区好像远隔几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