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0/18页）

每月离校一次，只有几小时，星期天傍晚，汽车又将我拉回学校。我在湖畔韦里耶的镇政府那边一棵大树下等车。乘车一路，我往往站着。许多农民星期天进城，也纷纷乘车回农场、夜幕临降。汽车驶过芒遍—圣贝尔纳尔城堡、阿莱克斯小墓园、格利埃尔高地48英雄墓园。星期天傍晚的这些长途汽车和安讷西—巴黎火车，还像占领时期那样，人塞得满满的。而且，汽车和火车车厢，还几乎同那时一模一样。

阿尔及尔军事政变49，我在宿舍关注着突变的形势，听着小半导体收音机，心想全国陷入恐慌，我就可以乘机逃离学校。可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天晚上，法国重又恢复秩序了。

宿舍的小夜灯。假期过后，回到学生宿舍，头一夜非常难过。醒来不知身在何处。小夜灯猛然提醒了你。晚上九点钟熄灯。床铺太狭小。床单一股汗臭味，几个月也不换。衣服也同样。六点一刻起床。用凉水草草洗把脸，盥洗池长有十米，安装一大排水龙头。自习。早餐。咖啡不放糖，盛在不锈钢碗里。没有黄油。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们在操场的顶棚下，聚在一起可以读读《自由回声报》。下午四点钟，发一片面包干和一方块黑巧克力。晚餐喝栗子粥。我饿得要命，脑袋都有点发晕。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将管总务的布隆神甫拉到一边，对他说我们吃不饱饭。星期四下午全班出游，围着托讷四周散步。到了村子，我趁机买《法兰西文学》《艺术》和《新文学》等刊物。这些刊物买来，我从第一行看到最后一行。所有这些周刊，都摞在我的床头柜上。午饭后休息时，我就听广播。远处，树木后面，传来锯木头的单调呻吟。在操场的棚顶下，熬过连雨天。一排蹲式厕所，门也不关上。晚间，到小礼拜堂祈福；然后排队回宿舍。

雪，伴随六个月。这样的冰雪，我总觉有几分动人和友善。这一年，半导体收音机反复播放的一首歌曲：“不，我再也想不起，消失舞会的名字……”

这一学年，我极少收到母亲从安达卢西亚寄来的信。写来的信也大多寄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仅有两三封例外，直接寄到学校。收寄的信件都必须由学校拆开检查，议事司铎雅南认为；这个没丈夫的母亲待在安达卢西亚；实在奇怪。她从塞维利亚给我写道：“你应当开始阅读蒙泰朗50了。我认为你从他那儿能学到许多东西。我的老小子，认真听我的话吧。求你这么做吧，读一读蒙泰朗。你会从他那里发现有益的劝导。例如，面对女人，一个年轻男子言谈举止应该如何。真的，读一读蒙泰朗的《少女们》吧，你能学到许多东西。”我万分惊讶，她的语气这么激烈：蒙泰朗的作品，我母亲一行也没有读过。是她的一个男友，记者让·科，向她耳朵吹风给我这个建议。如今我还困惑不解：他真的希望，在性爱方面，蒙泰朗成为我的向导吗？我倒是天真地读了《少女们》。我更喜欢蒙泰朗的《巴黎索引》。一九六一年，我母亲发错了，给我寄来另一封信，引起司铎的疑虑。这封信里附有关于一出喜剧评论的剪报：《奇阔塔的示意》，是她与菲尔南·格拉维巡回演出的喜剧。

一九六〇年圣诞节，是同我父亲及其女友在罗马度过的。他的女友比他小二十岁，一个神经质的意大利女郎，草黄色头发，一副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的范儿。平安夜的一幅照片图解了这一天。是在维讷托街附近一家夜总会拍摄的。照片上的我若有所思的神态；四十年后心中还发问，我跑到那儿干什么呢。我可以想照片是一种蒙太奇，便聊以自慰。冒牌货米莱娜·戴蒙若力图争得教会解除她的第一次婚约。一天下午，我陪他去梵蒂冈，登门拜访蓬多拉大人。蓬多拉尽管身穿教袍，办公桌上有教皇题赠的照片，还是像我父亲在克拉里茨会见的那些生意人。那年圣诞节，我父亲见我手上冻疮深深的裂口，似乎感到很诧异。

重返寄宿学校，一直熬到放暑假。七月初，我母亲从西班牙回来，要我去日内瓦机场接她。她的肌肤变为棕褐色了。她住到湖畔韦里耶盖兰家中，身无分文，只有一双鞋。在西班牙巡回演出收获不大，却毫发未损她的高傲。她的下颏扬起老高，讲述安达卢西亚和斗牛士的“辉煌”故事。然而，受华而不实和奇思异想的遮蔽，她那颗心并不温柔。我父亲在那一带逗留数日，由与他办事的菲力浦·德·D侯爵陪同。侯爵高个头儿，一头金发，蓄留髭胡，说话声音洪亮，带着一个棕褐头发的情妇。他借用我父亲的护照去瑞士。他们俩同样身高，留着同样的胡子，身体也同样胖瘦，而D丢失了证件，是因为比塞大51事件；他匆忙离开降临灾难的突尼斯。脑海重又浮现塔卢瓦尔的比兹神父的平台上的情景，心中再次发问，我掺和到我父亲、菲力浦·德·D及其棕褐色头发情妇中间，究竟能干什么呢。八月份，我母亲和我，我们去克诺克—勒—朱特52，那里一户人家是我母亲的朋友，战前曾在他们的小别墅接待我们。多亏他们的热情，我们才不至于露宿或者投奔救世军。常玩卡丁车的生活优裕而笨拙的青少年。根特的一些企业家，像快艇驾驶员那样洒脱，拿腔拿调地彼此问候，讲的法语极力掺进英语的声调。我母亲年轻时的一个男友，一副堕落的老孩童的样子，在通往奥斯坦德的沙丘后面经营一家夜总会。随后，我独自返回上萨瓦。我母亲则回巴黎。我在圣约瑟夫学校，又开始了一个学年。

一九六一年万圣节假期。在安讷西，雨和融雪下的王府街。书店橱窗里摆放着莫拉维亚53的小说《愁闷》，书带上印着：“而他的解闷方式：情欲”。万圣节灰色的假期，我读了《罪与罚》，这是我的惟一慰藉。我得了湿疹，要去瞧我从安讷西年鉴上查到姓名的一位女大夫。她看到我状态不佳，显得很惊讶。她问我：“您父母在吗？”面对她的关切和母亲般的温柔，我得强忍着，以免放声痛哭。

一九六二年，我母亲的一封信，幸好没有落到雅南议事司铎的手中：“这个星期我没有给你打电话，我没有在家。星期五晚上，我去参加鸡尾酒会，是利瓦克在他制片的摄影棚里举办的。我还出席了特吕弗54导演的电影，《茹勒和吉姆》的首映式，当天晚上，我又去国家大众剧院（TNP），看了卡尔德隆55的剧作演出……我想你，知道你学习多么紧张。加油，我亲爱的孩子。我拒绝同布维尔演那出戏，始终不后悔。真若扮演如此庸俗的一个角色，那我会难过死的。但愿我能找到别的东西。我的孩子，不要以为我忘了你，真的，我挤不出来时间，不能给你寄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