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6/18页）

他给我讲了一部西部片，其中有印第安人和巴斯克人的一场残酷搏斗。巴斯克人的出现引起他的极大好奇，也让他忍俊不禁。我终于发现了是哪部影片：《晴天霹雳》86。内容提要明确指出：印第安人反对巴斯克人。为纪念格诺，我倒希望深入一个偏僻的街区，在一家被人遗忘的拆毁的影院里，观看这部电影。格诺的笑。半像间歇喷泉，半像旋转玩偶发出的嘎嘎声。我不善于使用比喻。这纯粹是格诺的笑。

一九六六年。一月的一天夜晚，大约十一点钟，让·诺尔曼回到孔蒂河滨路。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收音机开着，播送一条新闻：菲贡在雷诺德街的单间公寓，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自杀了。他是本·巴尔卡案件的主凶之一。诺尔曼登时面失血色，当即打了个电话，冲一个人吼叫一通。他很快挂断电话，向我解释说，一个小时前，菲贡还跟他一起吃晚饭，菲贡是个老朋友，从上圣巴尔伯中学时关系就密切。他没有告诉我，五十年代，他和菲贡都关在普瓦西总监狱，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各种各样的小事件层出不穷，从我们身上滑过去，没有留什么痕迹。在印象中，你还未能过上自己真实的生活，只是个秘密的过客。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有些碎片又浮现在我的脑海。在复活节，我偶然读到一份杂志的一篇文章，是关于让·诺尔曼和本·巴尔卡案件的，标题为：《还等什么不审问这个人呢？》同时刊登诺尔曼的一张大照片，附上这样一段说明文字：“他那张脸型是用斧头砍出来的，再用风镐雕琢一番。他名叫诺尔曼，又自称杜瓦尔。菲贡叫他‘大个头美洲豹’。一个乔治·菲贡，是诺尔曼，又名杜瓦尔的老相识了……”

这年春季，有时我就躲到勒加尔街，马尔雅恩·L家。他的公寓套房是一帮人的聚会地点：这些人没有指南针，航行于圣日耳曼草场区、蒙巴纳斯区和比利时之间。其中有的已经处于迷幻状态，来往于伊维萨岛87，就在此落落脚。在勒加尔街，也能碰到一个叫皮埃尔·杜维尔兹（或杜维尔茨）的人：一头金发，三十五岁，蓄留髭胡，穿一身浅色方格细呢装。他讲法语，是一口高雅的国际声调，衣服的翻领还挂着军功章。他声称当年在圣麦克桑军校曾是士官生，跟一个“吉讷姑娘”结了婚；他时常给一些大使打电话，而经常伴随左右的一个家伙，则长一颗随时准备让他吞掉的脑袋，他还吹嘘同一个伊朗女郎有关系。

还有一些身影，其中有个叫杰拉尔·马西亚诺的。还有多少人；已经被我遗忘，他们恐怕暴卒，早已不在人世了。

一九六六年春，在巴黎，我注意到气氛有所变化，某种气氛的变奏，一九五八年十三岁时，在接下来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时，我就有过这种感觉。不过这回，在法国，却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毫无断裂点——要不然我就是忘记了。说来实在惭愧，我还真讲不好一九六六年六月，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走出一条隧道，但究竟是什么隧道，我不得而知。扑面而来的这股清新空气，在以前的季节，我们未曾体验过。莫非是二十岁人的幻想，每次都以为世界跟他们一起开始吗？那年春天，我觉得空气更为轻盈。

本·巴尔卡案件之后，让·诺尔曼不再住孔蒂河滨路，已经神秘地消失了。大约是五六月份，我被传唤到毒品搜查队，要求我面见某位朗格莱警官。他在一间办公室，在来来往往的其他警察中间，一连审问了我三个小时，在打字机上录下我的回答。令我大为诧异的是，他说有人检举我嗜毒，贩卖毒品，给我看一张杰拉尔·马西亚诺的模拟像，那是我在勒加尔街遇见过一两回的人。我的名字似乎在他的记事本上。我说我从未见过他。警官要求我给他看看胳臂，检查上面是否有注射毒品的针眼。他威胁我说，要搜查孔蒂河滨路的住处，以及我在菲利克斯—富尔林荫路藏身的那个房间。看起来，他并不知道勒加尔街存在的那个点，这让我感到奇怪，因为那个杰拉尔·马西亚诺经常光顾那套公寓。警官放了我，还明确告诉我，我可能还要接受另一次询问。可惜的是，询问从来问不到点子上。

我让马尔雅恩·L当心毒品搜查队，也当心杰拉尔·马西亚诺，不过，此人再也没有露面。皮埃尔·杜维尔兹后来也被捕了，当时他正在一家武器商店，购买或者出售一把手枪。杜维尔兹是个骗子，签发逮捕证被抓起来了。而我呢，干了一件蠢事：我偷了杜维尔兹放在马尔雅恩·L家的非常华丽的服装，共有好几套，还拿走马尔雅恩·L房东的一架风琴。我同圣保罗花园街的一个旧货商讲好，东西全给他，卖五百法郎。他向我解释说，他从属于克利希街区的一家旧货商，非常熟悉茹瓦诺维奇。如果我有别的物品要脱手，尽可以给他打电话。他还多给了我一百法郎，显然被我的羞怯感动了。次年，我就弥补这件蠢事，用我第一笔作者版权所得偿付了所偷的风琴。我也情愿再给杜维尔兹买几套衣服，可是，我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干脆彻底坦白好了：一九六三年，我母亲和我，我们认识在跳蚤市场卖东西的一个波兰人，卖给他四套几乎全新的服装、衬衣和三双还带白木鞋撑的皮鞋，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罗贝尔·弗利放在一个柜橱里的。他也跟杜维尔兹一样，穿一身浅色方格细呢装，不知哪天就无影无踪了。那天下午，我们一个铜子都没有了。我去多菲讷街食品杂货店退酒瓶，才换回押金的一点零钱。当时，一根棍子面包要四十四生丁。后来，我又从私人和图书馆窃取一些书籍卖掉，只因我缺钱。有格拉塞出版的《在斯万家这边》88一本初版，由阿尔托89题赠给马尔罗90的，还有蒙泰朗题词的几部小说、塞利纳的信件、一八一九年出版的一本《国王武官职图》、魏尔伦的《女人与翁布尔牌91》的秘密版本、几十册七星经典和艺术著作……自从开始写作了，我就再也没有犯小偷小摸的毛病。我母亲尽管高傲，到了“漂亮的女园丁”或别的商店，有时也从货架上顺几件“奢侈品”和皮件。她从未被人当场抓住过。

然而，时间流逝，一九六六年夏临近，我也随之到了所谓的成年，避居到凯勒曼大街的街区，光顾附近的大学城，及其大片草坪、餐厅、小酒吧、电影厅和大学城居民。交了朋友，有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南斯拉夫人、古巴人、埃及人、土耳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