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第14/18页）

在圣洛上学的时候，我交了几个女友。其中一个住在发电厂。另一个，十八岁就想上巴黎，注册戏剧学院。她是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向我透露她的打算的。在外省，在安讷西，在圣洛，所有梦想和晚间漫步，都出现在发往巴黎的火车站前。

一九六二年这个圣诞节，我读了巴尔扎克的《幻灭》。我一直住在房子顶层的同一间屋，窗户对着大路。记得每逢星期天，午夜时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沿这条路走向工棚，不断地喃喃自语着。圣洛令我念起《深红色窗帘》76的亮灯窗户——仿佛我在那老房间，或者我的青春里忘记了关灯。巴尔贝·多尔维利77就出生在这附近，我参观过他的故居。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混淆的两年。缓慢的日子，雨天……然而有时，我却领略到第二状态：我摆脱了这种灰蒙蒙的天地，进入到一种陶醉和梦游的混合感觉，正像在一个不眠的春天之夜后，行走在街道上。

一九六四年。我在火车站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遇见一个名叫卡特琳娜的姑娘，她有着阿莱蒂街区的巴黎人的优雅和口音。我记得那年的春天，沿着露天地铁掠过的栗树叶丛。火车站大街，低矮的房屋当年还没有拆毁。

我母亲在杂剧院扮演一个小角色，演出弗朗索瓦·比耶杜78的一个剧本：《世界怎么样，先生？世界在自转，先生……》鲍里斯·维昂79的妻子，于尔舒拉·库伯莱也在剧中扮演了角色。她开一辆红色摩根牌轿车。我去过几次她和他的男友家，男友霍特·德戴埃，自称威龙。她教我如何跟鲍里斯·维昂跳熊舞。我很激动，看到了鲍里斯·维昂收藏的全部唱片。

七月，我避居到圣洛。空闲的午后，我经常光顾市立图书馆，同一位金发女郎邂逅。她带着几个孩子、几只狗来度假，住在特鲁维尔高地上的一座别墅里。在占领时期，她十四岁，就成为圣德尼荣誉勋位团学校的寄宿生。是从前寄宿学校的女生。母亲给我写来信：“你在那儿若是待得好，那就尽量久留。我生活上花销很少，省下来的钱就寄给拉菲特百货商场，偿还我的欠款。”

九月，在圣洛，又接到母亲一封信：“我不相信今年冬天，我们能取上暖，但是总得想办法。因此，我的孩子，我要你把省下的钱全给我寄来。”这个时期，我“顺走”些图书挣点儿钱。在另一封信中，有一线希望：“冬季来了，肯定不会像去年那样，我们度日如年……”

我接到父亲的电话，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为我注册了波尔多市米歇尔—蒙田中学高级文科班。所谓他得“管理我的学习”。他约我第二天，在卡昂火车站餐厅见面。我们乘坐第一趟火车回巴黎。那个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到圣拉扎尔车站接我们，开车把我们送到欧斯特利茨车站。我心下明白，正是她要求把我流放，远离巴黎。父亲要我奉送我手上戴的紫晶戒指，作为同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和解的证物，而这枚戒指是我的女友，那个“从前寄宿学校的女士”送给我的留念。我拒绝送上这枚戒指。

到了欧斯特利茨车站，父亲和我上了开往波尔多的火车。我一件行李也没有带，形同被劫持走了。我同意随他一起走，是希望能跟他讲讲道理；两年来，我们总是约在咖啡馆匆匆见面。这还是第一次相处这么长时间。

我们晚上抵达波尔多。父亲在富丽饭店为我们俩要了一间客房。随后几天，我们就到卡特琳娜大街逛商场，添置我这住宿生的行头——校长已向我父亲通报了所需物品的清单。我还是想尽量说服他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可他却锲而不舍。

一天晚上，在波尔多大剧院门前，我撒腿就跑，想把他甩掉。随即，我又心生怜悯，再次试图开导他。他为什么总要摆脱我呢？就让我留在巴黎，这样事情不是更简单吗？我已经过了囚禁在寄宿学校的年龄。他什么也听不进去。于是，我就佯装服从了。还像从前一样，我们去看电影……返校的星期天晚上，他叫了出租车，陪我到米歇尔—蒙田中学。他给了我一百五十法郎，让我签了收条。为什么呢？他坐在出租车里，一直等我走进学校的大门廊。我提着箱子上楼进宿舍。有几名寄宿生把我当成“新生”，逼我念一篇希腊文课文。于是，我决定逃离。我拎着箱子走出学校，到图尔尼林荫路上杜贝恩餐馆用晚餐，是这几天父亲带我来吃饭的地方。然后，我乘出租车直奔圣若望火车站。有一趟夜车开往巴黎。这一百五十法郎就所剩无几了。波尔多素称“海路”之城，真遗憾我没有很好了解。也遗憾没来得及呼吸一阵松树和松脂的气味。第二天到巴黎，我在楼梯上撞见我父亲。他见我又冒出来，不禁惊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照面互不理睬。

一天天，一月月过去。季节亦然，春去秋来。当时我真想倒回去，重新好好过过我蹉跎的所有岁月。然而怎么可能？

现在，我徜徉在尚皮奥索街，正是午后晚半晌，满目是夕阳。我的时光在蒙马特尔度过，处于白日做梦的状态。我比在任何地方感觉都好。拉马克—科兰古地铁站和上升的电梯，桑·克里托巴商场和对角楼梯。特拉斯饭店的咖啡馆。有那么一会儿，我感到了幸福。晚上七点，同梦想约会。贝尔特街冰冷的栏杆。而我的呼吸，总是那么短促。

一九六五年四月八日，星期四，如果一个老记事本可信的话，我们母子俩一文钱也没有了。母亲要求我上门向父亲索钱。我心如死灰，登上楼梯。我本来就不打算按门铃，可是母亲在楼梯平台，威胁地盯着，目光和下颏儿凄然，嘴角冒着白沫。我按响门铃。他叭的一声把我关在门外。我再次按门铃。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吼叫起来，要打电话报警了。这工夫，我又下到四楼。警察来抓我了。我父亲陪伴他们。在门房惊奇的目光下，警察让我们俩都上了停在楼前的囚车。我们并排坐在长凳上。他不跟我说话。我生来头一遭被塞进囚车，也是巧合，与我父亲同在一辆囚车。他呢，已经有过这种经历了，一九四二年二月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当年他是因犹太人问题被警局的法国警官收走的。

囚车沿圣父街到圣日耳曼大街，遇红灯停在双叟咖啡馆80门前。我们到修道院街的警局。我父亲向警官告我的状，说我是个“流氓”，去他家“制造事端”。警官告诫我，再有“下次”，他就把我扣下了。我明显感到，能把我永远丢给警局，我父亲心里就快慰了。我们一同回孔蒂河滨路。我问他为什么由着冒牌的米莱娜·戴蒙若报警，为什么在警官面前罗织我的罪名。他始终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