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0/11页)
我不想在这儿描述“自己家的新房子”,因为解剖图式的再现乏味无聊。那里有十多个拱顶式房间,里里外外都富丽堂皇;花园里岩石环绕,传说般的喷泉汩汩喷涌;走廊的栏杆上藤蔓缠绕,落英缤纷,飘满庭院;门楣上有一块天然巨石,上面刻着家族的徽章。有一段时间,我在回家的头几日,总觉得在家里不舒服。站在院内,可以望到隔壁穷人的庭院和喧嚣的楼上;我们从“世俗的”的邻居们眼中,觉察到许多复仇的敌意。楼上住着一家加利西亚移民,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女孩们整日穿着又脏又旧的破衣裳在悬廊上转悠,嬉笑叫喊,在敞开的窗户旁捉跳蚤,在更衣时展露自己的魅力,不以为然地接待那些轻佻浮浪、走马灯般更换的求爱者……我父亲确实认真地想过,他想买下那间“窑子”,将“穷鬼们”从这条安静、纯洁的街巷里赶走;但是他们要价很高,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他们的诅咒。“移民来的”姑娘及其家人过着喧闹嘈杂、动荡不安的生活;她们穿着花里胡哨的破衣裳,总在下午裹着披肩倚在走廊上闲聊,将小道消息、闲言碎语连同脏水一起泼进小城的阴沟,在邻居家的下水道里哗啦作响。可恶的邻居令我们家人束手无策;“硬挤到这儿”的城外流民让我们感到当面受辱,他们如此无端无礼地侵入到我们风雅、骄逸的生活中。那些欢快开朗、友善大方的“移民”女郎,我始终一个都不认识;但在我回家探亲的短暂时间里,出于难以克制的好奇心,我经常偷眼朝喧闹、不洁、粗俗的邻居家张望,只是由于受到某种虚伪的、“绅士”的羞耻感约束,才没有利用女郎们毫不掩饰的美意……我想,我必须跟家人保持一致,不能跟那群“俗人”站到一起;她们要是没有如此欢乐、顽皮、满不在乎、毫不掩饰地沉溺于“孽海”该有多好啊!……我坐在藤缠蔓绕、大玻璃窗明亮的豪华客厅内,手捧着书卷,带着傲慢、回绝的神情翻看两本课外读物,并将充满欲望的眼神投向比吉卜赛人还要喧闹、身体丰满、俗不可耐、出于无限的满足与无辜而胡言乱语的雌兽们。我不能有失身份地接近她们,不能将家族的荣誉葬送在那些快乐的小妇人身上。从楼道到顶楼,我们家的一切都设计精心,不同凡响;我父亲被推选为律师职业管理委员会主席,城里的社会名流上门做客,庭院里的喷泉汩汩喷涌……我垂下眼皮继续看书,落寞无聊。
即便后来,这种市民阶层的团结意识也让我跟含混暧昧、许多迹象表明是卑劣和不洁但又充满了甜蜜诱惑的娱乐保持距离。有时候我这样想,跟“快乐”保持距离,也是跟那种忘乎所以、放浪不羁的精神状态保持距离;这种精神状态是有代价的,在大多数时候,其代价就是我们要为激情付出“我们的声誉”……一个人将自己从阶层团结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敢于以各种可能的形式接受快乐,这是一桩复杂的任务。在邻居家楼上,在那片温热的“沼泽”里,那些人心满意足地窃窃私语;这种在生活中渗透,但不是很诱惑,永远成不了思想,很可能不太洁净、不太健康,并非不具风险的状态惹人深思……我不能跟他们站到一起,因为在我们家的饭厅里,壁炉里烧的是原木,这样的壁炉全城能够有几座?……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明白了,其实壁炉并不重要。我对我们的邻居抱有某种隐秘、伪善,却也相当强烈的同情心。他们活得是那么快乐,也许并不快乐,只是勉强活着;他们每次呼吸都会在肺里吸满生命的能量,自由自在,并不需要进行刻意的团结。事实上,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宿命将这群无产者迁到这里与我们为邻;生活大概出于平衡的意图,使我在“命运的打击”之下,在布置得过度奢华的自己家里,跟花园、跟喷泉、跟从墙上飘落的五叶铁线莲、跟壁炉、跟十几间拱券式房间、跟刻有家族徽章的大门进行代偿性复仇。生活中没有那么顺畅的事,我们刚扬扬自得地耸耸鼻子,立即嗅到刺激性气味;我们刚舒舒服服地坐进各个角落都经过精心设计的“自己家”里,隔壁就搬来一家叫声刺耳的无产者,那是跟我们格格不入的另一个世界,在我们鼻子底下散发着泔水的恶臭和难闻的气味。我说不出到底因为什么,但我认为,生活的这种安排再正常不过。
在隔壁贫民楼里还住了一位“革命者”,他是当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原来是一位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了编辑和人民领袖;他编辑了一份周报,并在出版物中执着、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勾当……透过隔壁楼上的窗户,这位革命者自然能看到我们,看到女仆将资产阶级的午餐端进烧着壁炉的饭厅里,看到如何培养资产阶级后代;他不止一次将我父亲写进他的报纸。许多年后,这座小城也掀起了为时只有几周的赤色运动,仆人们丢下我们不辞而别;住在隔壁楼的居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整个世界,我们那位“革命者”邻居的表现却与众不同。当时他已成为当权者,担任地方的人民委员,随时可以将我父亲逮捕入狱;但是,不用我们请求,他就派人送来了食品,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愿,出于善心,他禁止他的任何同志进驻我家。在那些革命的日子里,这个“资产阶级家庭”里的每位成员,都不曾被伤害半根毫毛。我们像是空气,无产者邻居对我们视而不见。
11
在这片风景里,有一段盛夏的记忆若隐若现;那是一个真正的夏天,阳光灿烂,晴朗无云,后来我也许再没遇到过那样的夏季。我们在“班库”租了一幢带花园的别墅,度过了情感丰富、身心舒畅的几个星期;那几周的盛夏假日,没给我留下任何误解或不快的记忆。
自从上了寄宿学校,我跟家人的距离为我在家中赢得了令人愉快的特权。我们无须明言就达成了协议,严厉的家规对我来说不再成为束缚;我走上了自己的路,今后,我们只需用客气的谅解彼此忍受。就在那年夏天,我变成了一个毛手毛脚的怀春少年,孩子们不再接纳我进入他们的隐秘世界,成年人尚未允许我接近他们;我在两岸之间茫然游荡,在这种青春期极度敏感的状态下,心灵用某种扬声器接收并回放生活的噪声。避暑别墅坐落在松树林边,居高临下,俯瞰城市,掩映在茂密的大森林间;在林边大约建有六七栋别墅,不远的地方,在露易兹泉前,一家歪七扭八的客栈也一连几个月住满了前来避暑的市民。当然,住在别墅里的人都各过各的,互不干扰,保持距离。开放式的门廊前,花园里开满香气袭人的野花;在隔壁院落避暑的妇人们,在花园草坪上靠在躺椅里做手工;午茶后,老爷们在门廊下喝葡萄酒;日落时分,马车将丈夫们从城里的办公室拉到这里。在我们隔壁住了一位市议员,副州长也在这里租房度几星期假,他是位有着络腮胡须、膀阔腰圆的男人,让人联想到约卡伊小说里的主人公——那位举止威严的匈牙利大庄园主。来这里避暑的还有一对大法官夫妇,他们不仅拖家带口,随行的还有正在办离婚的、多愁善感的弟媳妇,那是一位肌肤柔嫩、雪白的美丽少妇……妇人们不是做手工,就是读《基督山伯爵》;当时,这部名著刚出匈牙利文版,分册问世……松林很热,到处弥漫着松脂的芳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就像红色封皮的“大学小说库”某部作品里的主人公;除了《基督山伯爵》之外,还可能放在妇人针线筐里的,就是这本红皮书。有一位风度翩翩的佩斯年轻律师向离婚中的漂亮少妇求爱,避暑的妇人们与他热心结盟。那年的夏天特别闷热。黄昏时分,我们去林子里采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