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5/14页）

我跟一位荷兰裔的年轻人坐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他的名字很长很美很迷人——阿德里安·冯·登·布洛肯·尤尼尔。我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安狄米恩[164]》的文学刊物。这本杂志只出了一期，其经费就花光了阿德里安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的全部遗产，大约六百马克。我从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宙斯的那位并不幸福的儿子命名我们的杂志。关于安狄米恩的传说我们只知道这个，他妻子只能在他的梦里永不厌倦地亲吻他，并遭受众神惩罚，怀了多得离奇的女儿。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希腊名字的旋律感。那本杂志只发表诗歌，大部分诗歌是阿德里安写的。即使在偏爱神秘传说的莱比锡，我们也应该揣测到，我们的杂志不会吸引太大的读者群。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创办这本杂志的成效是，改善了我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境遇：从那之后，有越来越多满怀期待、钟爱诗歌的外国年轻人聚集在墨丘利咖啡馆。谁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位年轻诗人，孤独而好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瘦削男孩，前额垂下一绺头发，就像旧版画上刻画的那种面无血色的病弱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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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是这座精致的萨克森小城与粗粝、冷酷的异邦情调不同寻常的化合物；难怪马伊·卡洛伊曾住在这里，再不愿离开，他在一栋被雨水洗刷成深褐色、建造于世纪末的分离派风格的房子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山民的秘密》。我即使生活在彭巴斯大草原[165]，也不会比住在莱比锡更加危险。每逢遇到大集市，我尽量不跨出墨丘利咖啡馆的门槛，因为我和阿德里安都极其蔑视世俗生活中的采购场景。要维持符合诗人身份的、真正虚无缥缈的生活方式，说来说去还是需要钱。

我对钱的态度格外特别，我从来不曾惧怕过它。从天性上讲，我是一个吝啬鬼，而且一直都是，我是那种谨慎小心的寻欢作乐者。我从来不为可能遇到的生活烦恼忧心忡忡，既不担心会饿死，也不怕需要什么而没能力获得。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我对钱所抱的这种君王般的傲慢态度到底从何而来。我的生活条件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发生过太大的改变。没有哪个月我曾彻底摆脱过金钱上的困窘，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没钱而苦恼得失眠，只要我手头上一有钱，就会随手乱花，转眼之间花个干净；但是与此同时，我记下所有的日常开销，连小费都记，我随手记下自己的全部犯罪记录，就像一位自命不凡的账房先生，每天都认真地记账。在莱比锡，我那点可怜的生活费，是由父亲每三个月一次地转账到一家声誉良好的私家银行，银行的名字叫“科纳特、纳霍德与库恩”；这些古老的德国私人银行，通常坐落在狭小、低调的僻静地方，那些见识不多的公务员即使站到漆色剥脱的旧写字台前，也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它们的金融网络遍布世界，业务之多根本不次于我们家乡的那些大理石宫殿，甚至更加生意兴隆。很快，我跟这家银行建立了友情。他们可以不按“银行的常规”付给我钱；当然，我父亲随后会补付那些账。

他们预支给我钱，是因为我还年轻，我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学生，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钱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回来，他们出于传统而相信这点；他们知道，这是一位地地道道、市民阶层的年轻人，他到国外念大学，花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到10号就囊中羞涩，连一枚铜板也没有了。因此，德国市民家庭会借钱给离家求学的外国男孩，这些小小的帮助会加强私人银行与好几代市民阶层的密切关系。这些男孩慢慢长大，父亲们会偿还儿子们留学期间的欠款，男孩们摇身变成律师、医生、商人、工厂主，即使出于仁慈之心，他们也会通过那些曾在学生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过他们的银行做生意……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莱比锡的私人银行以某种家长制、家族化的处理手段，帮助外国市民阶层的年轻人随机地解决“月供”难题。这一点也不是开玩笑，后来我在德国外地城市发电报给莱比锡的金融机构，抬头称：“亲爱的银行……”亲爱的银行总能有求必应地寄给我两百马克，有时还会在汇款单上附一封信。

我在莱比锡另一个要钱的来源，是规模庞大的布罗克豪斯公司[166]。当时，这家财大气粗的大公司能向国外汇款。有一位考绍书商跟布罗克豪斯公司有着十多年的业务联系，他给公司老板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住在莱比锡，假如我遇到麻烦，他们能否给我一笔不大的救助款，稍后结算，如数还清。对于这些历史悠久的德国大公司来说，通过这种家庭性质的业务委托帮助外国客户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没有什么稀奇的。它曾是这个阶层最大的家族，至少看上去如此，而且家族超越了民族。老布罗克豪斯对我非常热情，给我寄钱，请我到他家做客，经常跟我聊蒂萨河，送给我几本他自鸣得意的出版物。那是一家庞大的企业，印刷厂和出版社连为一体。《百科全书》一度将公司的业务范畴拓展到广阔无边，全世界人都谈论它，并跟老先生建立业务联系；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跟埃森[167]的贝德凯尔公司旗鼓相当。老布罗克豪斯对我的态度格外友善。我要讲给他听：我在大学里学习什么，新闻学院的课上都教一些什么，我在剧院里看过什么剧目，我喜欢读哪类书，我认为什么是新德国文学。他睿智而强悍，属于铁血首相[168]的那代人，属于强大、荣耀、坚韧德国的“橡木一代”；他是一位肩膀很宽、品德高尚、目光清澈的老人。有时候，他留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跟我促膝交谈；他对匈牙利人抱着真诚的同情心。正是这一类德国人在那个时代——在俾斯麦时代——建立了第一帝国，建立了强大富有、让全世界人向往的德国。我觉得，我去布罗克豪斯公司实习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那时候，我居然还会想着找工作！我对世界和自我均感好奇。我对“具体细节”并不太感兴趣……

但是，无论老布罗克豪斯，还是亲爱的银行的善心，都无法把我从没钱的窘迫中解救出来；我三天两头身无分文，徘徊在莱比锡街头，就像马伊·卡洛伊小说里描写的在沙漠中迷途、饥渴难耐的主人公。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生活技术根本是错的，由于“长期”泡在咖啡馆里，我在那里花的钱比最为奢侈的、我能够担负得起的娱乐要多得多。我的钱都给了咖啡馆；我的住处没有供暖，因为我把供暖费花在了去咖啡馆取暖。我不是去新教救济站蹭饭，就是从书籍、罐头中摄取养分，因为我把本该正经吃饭的钱都花在了咖啡馆。我付小费，存衣服，买报纸，给看厕所的妇人钱——我把许多钱花在泡咖啡馆上，那笔钱足能养活多口人的德国家庭。我有一个偏执症，只要见到报纸、杂志就会买下，将口袋塞得满满的。我还买外国出版的外文报，比如瑞典或荷兰报纸，尽管上面印的单词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买那些连出版商都不指望有人买、令人绝望的文学杂志，比方说，《安狄米恩》那类。在我的外套口袋里，总揣满了名声不佳、毫无价值的新闻产品。每天早上，我都坐在咖啡馆里，阅读这些印刷品。那架势好像要干出点什么。我对世界上的不可理喻之事，对混乱无序感兴趣；没有人遵守任何游戏规则……报纸教我们的就是这些。可是，我的钱越来越少。亲爱的银行和布罗克豪斯大叔，终归也只是出于礼貌地借给我为数有限的一点点钱。有一天，我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下定决心，要从事某种“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