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9/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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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园,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热的夏日去那里打盹儿的花园别墅。我走进屋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城里的歌德故居,在光线昏暗的卧室里站一会儿,那里现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么,我就徘徊在某间摆满矿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图片的展厅里,仔细端详诗人的遗物,努力从中领悟到什么。我就像一位业余侦探,正隐藏身份地侦破某桩神秘、怪异的奇案。我不用向任何人汇报,我想通过诗人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收藏,弄清这桩神秘、怪异案例中“天才”的秘密——我试图通过他的故居理解什么,理解某些不仅作品从未说透,就连生平和“个性”都不能完全解答的东西——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比什么都更令人不安的现象,天才和他对世界的影响。我寻踪觅迹,在一只水杯上寻找手印、唇印和在人生各个阶段中的指纹变化,我凝视一幅描绘他在游历意大利途中小憩、风格朴实的学院派风景画,我能一周七天都在这些房间里踱步。在魏玛,这位大人物的肉体存在至今都未冷却,某种浓缩的化身留了下来,而他的存在的物质影响,只以无限缓慢的速度随时间消散。我不想对歌德做一番学术评价。我也不打算写一篇关于“诗人壮年时代”或晚年的研究论文……我在公爵公园里漫步,在那里,这位“小太阳王”[182],邀请歌德前去的公爵,凭借不食人间烟火的唯美主义努力蹩脚地复制了凡尔赛宫的设想;夜晚,我坐进剧院欣赏《坦克雷德》或《伊菲革涅亚》——在魏玛剧院里,我感觉宾至如归的舒服自在,歌德曾在那里不无忌妒地目睹了广受赞美的扣赞伯[183]的成功……上午我去图书馆,歌德在那里至高无上,超越了所有被放大到极限的生活真理和人类可能达到的情感尺度。我跟图书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他五十年如一日地负责保管、整理和收集所有与诗人在当地居住有关的警察局资料;我们一起核实洗衣费发票和买调料收据,满心惊喜地揣摩推测,我们无须解释就彼此理解。我跟所有那些突然有意无意地走进歌德的世界并在那里驻足的人一样迷途其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我们好几个人在一家名为“大象”的小客栈里投宿,大伙儿在魏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做,我们并不想通过自己的深入了解或在那里逗留的朴实体验传播歌德文学;我们只是住在歌德生活过的城市里,就像假期住在父亲家那样。魏玛是一座比例适当、精致优雅的城市,几乎凝固在歌德的传统中,不会苏醒,不敢谈论别的,也不敢想别的,一切都围绕着对天才的纪念。在客栈下榻的有苏格兰的“蓝丝袜”[184],有脾气暴躁、神经兮兮的老妇人,有一位颇像塞特姆布里尼[185]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过他比托马斯·曼的《魔山》问世早十几年,晚上,他在旅馆会客厅里逐字逐句地给我讲“共和国与好国王”,还有心性孤独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到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沉浸在冰冷闪烁的夜色里,沐浴着与众不同的精神之光,陶醉在魏玛的氛围里。这里还有许多附庸风雅者和游客。但在这个精神错乱的世界里,转眼就能划拉进来几个死人,合同已经拟好,这为以后能在大屠杀中缓解内心的罪恶感提供了方式。魏玛,戏院,图书馆,那家“大象”客栈,以及另一家后来我在那里住过、由一位匈牙利学者的妻子主管的廉价旅店,我跟她有过几天身心的瓜葛: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那类俗世修道院,只有精神气质相同的人才会心诚意切地聚到那里,进行俗世的灵魂修炼。从远处旁观,你也许会觉得这种做派有点夸张,但那些已习惯了的人,就会觉得找到了归宿。在歌德故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宾至如归,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一样。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给他们宽怀的慰藉,也能让人在某个角落里栖身。
人,具有物质的命运,也具有在其身上自然展开的精神的命运。一个人要么遇到歌德,要么遇不到;我很幸运,很早我就遇到了他。我不能说自己生活在某种狂热、傲慢的歌德崇拜中。但是我相信,当我在上中学时背诵海尔曼和多萝西娅的六步格诗时,我就已经在一位天才的气场里,以某种神秘莫测、无法解释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似曾相识的命运;我既没有吓得浑身发抖,也没有觉得自己堕落。当我旅行到魏玛时,我大概还在读维特[186];今天我站在壮年的门槛,已经在读《诗与真》了;歌德就这样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体成长的物质阶梯,不可能“跳过”某个阶段,不可能抗拒,必须走完整个旅途,在道路的尽头有一首神秘的大合唱回答浮士德的提问——假如我有时间聆听和理解,我想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时间面前不能……我心情舒畅、多愁善感地住在魏玛。歌德不是一位导师;人们可以怀着某种崇敬但不羞怯的令人愉悦的亲密与他为邻。无论从什么角度说,那里都是家,就连阳光、植物、日常熟悉的习惯和礼仪,都跟在家里一模一样。
在德国,我在三座城市住了较长时间:莱比锡、魏玛和法兰克福。我并没有刻意地计划,可也不能说完全偶然,我在流浪岁月里选择歇脚的这三座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我沿着他的足迹旅行,本能地隐在他的影子里。读歌德的书,我从来不能这样随便:好吧,现在我坐下来翻翻《西东诗集》。如果这样读他,很可能就会令我厌烦。歌德陪伴生命一起成长,一起前行,让人将自己与他连为一体。我随身总揣一本歌德的书,无论在家,还是在路上,至今如此。后来,我只找到了一位能让我以如此固执的散漫阅读的作家,我手头总会有他的书,每天我都会读他的几行信或几句评论:他就是奥朗尼·雅诺什。我从奥朗尼那里学了匈牙利语,而且至今都在学。我从歌德那里什么都没学到。他天才的著作改变了他身后几代人的思想氛围;也许,我只在想摆脱他或否定他时,才会想起他。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去一次魏玛。图书馆的人已经认识了我,看别墅的门房像熟人一样欢迎我,我看过园中的冬景和春色。我不敢写作;确切地说,我一到魏玛就不再写东西。歌德身上那种跟其作品相比或许稍显逊色但具有同样巨大感染力的永恒个性所形成的神话,是我在魏玛感知到的,这个神话与时间和作品无关,不会释解,不会消失,能够影响许多代人。在那里,我第一次读到这三行诗句,读它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后来,过了许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它在我心里开启了什么,它活在我的体内,用不着加重语气,柔声细语,就像有人教我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