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1/14页）

10

汉斯·埃里希住在离我很近、环境优雅的帝国饭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国议会的一位社会主义党女议员。这位年轻女士留给我的印象，只有那双嘲讽、聪颖的大眼睛；出于过分的虚荣，她总是在装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议员的身份，总是追赶大城市知识女性的时髦。我跟他俩一起参加工人集会，去法兰克福的贵族沙龙，能够参加这种小圈子聚会的都是些已在某个领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赖的佼佼者。汉斯·埃里希和我算不上什么成功人士；但在那个时候，人们对帝国议会的女议员总会抱着某种期待。事实上，这两个团体对邀请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确，进德国工人圈子要比进摆满哥特风格雕塑的市民沙龙更困难。

在法兰克福，在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里，不出几个月我的名字就广为人知。就像在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至关重要、决定命运的转折一样，这次也是在未经筹算、揣测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想来我下定决心、在纸上计划要实现的东西，在生活中一样都没有成功；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活在与以往截然不同、内容全新的生活里。我就这样去的《法兰克福日报》报社，有一天我去报社造访，给专栏编辑吉克先生递了一张我的名片。编辑立即接待了我，我给了他一篇文章，然后惶惶不安地告辞离开。要知道，《法兰克福日报》对德语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极，简直像提防七首毒龙。当然，在德国这份能够称得上唯一名副其实的世界报版面上，一个副句里的连词符号，永远不会比副句的思想内容更重要。当时专栏有三位编辑：吉克先生是那种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规中矩的公务员类型的记者，贝恩哈德·迪博尔德是一位评论家，还有一位则是可爱、热心但完全不能让人信任的酒鬼威洛·乌尔。我的文章第二天就发表了。我并没感到意外，也不

知为什么，我怀着一种恬不知耻、孩子式的自信，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92]等为《法兰克福日报》写专栏，他们的名字在中欧家喻户晓。报纸是在老城区的一条小巷，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一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里编辑的，临街的墙壁刷得就像一座猎人城堡，夹在两座蒸汽磨坊中间。但是这份在这幢房子里编辑并印刷的报纸，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影响。它的一条社会经济新闻，能够触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它的一行评论文字，每周让谁的名字出现两三次，足以让一个文坛新手在德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我带着一股盲目的自信开始写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责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读者对报社同仁的期待。我凭着源于潜意识的自发性理解与冷静，将自己的观点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付诸笔端，就像米克萨特[193]在故事中描写的那位乡村铁匠用小刮刀做眼科手术。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是文字该负的责任，这时候我才感到敬畏。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经写了好长时间，现在回想，《法兰克福日报》出于让我无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我为这家久负盛名、切实代表欧洲精神的报社工作了许多年。他们从来没有派给我任何无聊的任务；后来，我从国外，从巴黎、伦敦、耶路撒冷、开罗写文章寄给他们，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里写下所有可能引发读者兴趣的见闻与随想，写下某个特殊人物的声调，写下凯约[194]讲演的手势，写下杰里科[195]一位妇人的脚步，写下马赛一个跑堂的烦恼，写下里昂旅馆里的杂乱无序，写下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或一个皮革商写的小书；总之，我构思巧妙地写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发表在《法兰克福日报》上……那段时间我用德语写作，好像我真会德语似的；我的手迹原封原样地印在这份影响 巨大、语言考究、门槛很高的报纸上。报社老板兼主编亨利·西蒙满怀善意地关注我的每个细微尝试，自始至终都对我的文章大开绿灯。

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把写作当成自己的“职业”，我想，我根本就没把自己跟这份“外国报纸”之间的关系当成多大的一回事。至少对我来说，文章登在《法兰克福日报》上，还是登在考绍报纸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考绍和法兰克福评论家对我文章的看法同等重要；在我看来，都是在大报的星期日专栏版发表文章。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就这样一蹴而就。如果我特别“想”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发表文章，可能他们理都不会理我。一位新手要想跨进一家佩斯周报编辑部的门槛，肯定要比被这家世界级大报接受更难。对于写作，对于词语的分量，对于文字的后果，我根本毫无概念。我写文章就像一个年轻人的呼吸，抱着某种粗野的欢乐张大肺叶。我不知道一位年长、博学的作家为了能在这家报纸上发表几行自己的文字要走东闯西地花费多少精力；我不过把为大报工作视为一种消遣，他们为此支付昂贵的费用。我后来意识到，根本没必要向他们讨钱，如果完全听凭他们确定稿酬的额度，我会得到更多。在我离开法兰克福后，他们打电话到巴黎，派我去伦敦出席某个政治会议，或到日内瓦做一些“丰富多彩”的政治报道，或到意大利、比利时的某个“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小城市，或派我去东欧几个月，他们支付全部费用……我知道了，为《法兰克福日报》工作没有必要给他们寄费用清单，从来不需要我伸手要，报社就会主动给我汇足够的经费。

这家报社非常出色，就像一个小国的外交机构那样敏感。他们的外交官们坐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享有威望的编辑部能够通过电报、国外评论影响伦敦的时尚潮流……对报社而言，对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有趣的则是对事件的政治意义进行评论，确定各种时代现象的精神或文化的历史地位。人们都说，德国的重工业是报纸的经济后盾；但在20年代初，这个传闻并不属实。德国工业最大的控股公司插手媒体是后来的事，更后来才是第三帝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对媒体都很谨慎；或许，在第三帝国时期，《法兰克福日报》是唯一一家纳粹很长时间都未能“操控住”的报纸。为了保持报纸的信誉、精神的高尚与独立，这份报纸以大家庭的方式在法兰克福总部进行编辑；亨利·西蒙统管一切，事无巨细，即使一日出三份报纸，任何一个栏目都不会刊登一则无意义的消息，每则消息都要经主编兼社长亲自过目。他们只要接受了谁，就会将谁视为家庭成员。只要是他们相信的人，随时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的确，在这份报纸里刊登的每一行字，都必须能够经得住考验；从他们手里绝不会漏出一行随便或懈怠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