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2/14页）

我跟这家大报社保持了许多年的工作关系。有一天，我们的联系就像刚开始建立时那样以特别的方式突然中断……那时，我已经移居巴黎多年，我为他们写过许多东西，在很多方面合作过。从某一天起，他们开始退我的稿子。发表一篇，退回三篇。我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我写的文章跟以前的相比，既不差，也不蠢。他们在退稿信中写道：“总之，我们希望您写的不是这样的文章……”我左思右想，表示理解。当我为他们写专栏时，我十分好学，耍小聪明；我给他们写他们希望我写的东西。当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后，我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变得陌生。我用德语写作，但是用外国人的心灵写作。偶尔，他们出于礼貌还会发表几篇，但就像一个人对待已被自己抛弃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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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早晨，翻译K带着两条狗和他的女友从黑森林[196]来到法兰克福，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年轻，肥胖，总用充满苦难、愤世嫉俗的眼光看世界的匈牙利流亡作家。K的女友是一位奥地利女伯爵，她将美国作家的作品译成德语，后来，她本人也成为左翼德国文学“运动”中一位相当多产的女作家。我在火车站等他们。他们进驻法兰克福相当惹眼。那两条狗惹出不少麻烦，他们刚到那天，入住的家庭旅馆很快就下了驱逐令，我只好让他们住到我后来的住处；当时，我早就从虐待狂的裁缝家搬走，在埃舍尔谢梅尔大街离报社不远、与名为“吕腾与勒宁”的出版社紧邻的一幢房子里租了一套漂亮、敞亮的三室公寓。我一个人住在别墅的一层，非常喜欢屋里赏心悦目的陈设。当K由于世界观和养狗问题跟法兰克福家庭旅馆房东吵翻后，他们搬到我那里住，我则搬到别墅二层的一间阁楼里。就这样，我跟在国外相遇的陌生人住到一起，三天两头发生争执。尤其是K，他最容易生气，也最爱生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过得十分开心。K和他的朋友们工作很忙，在那段时期，我自己也有固定工作。

K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他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疑心重重，他把所有的猜疑都写到牢骚满腹的信件里，并且用挂号、加急、航空的方式邮寄。在我的熟人当中，他是写加急挂号信最多的人。后来，我在国外也收到过他寄的这类信件，信是K在半夜三更以加急、挂号的方式寄出来的，信里的全部内容只是告诉我，他的工作按计划进行，或者收回他对我的好感，或者他认为误解已经消除，我们的友谊依然如旧。对他来说，不管什么都十万火急。他性情火暴，经常跟德国人发生冲突，动不动就写信投诉。战争期间，他跟女伯爵在达沃斯[197]相识；当时两个人都在患病，他俩在达沃斯疗养院缔结的情谊，要比任何病人之间可能缔结的正式而永恒的友谊都更加纯洁、更有魅力、更牢不可破。他们两人都激情洋溢，都喜欢文学，喜欢狗。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能像K和他的女友那样奴颜媚骨地跟狗或作家说话的人。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用在宠爱狗和翻译书上了。他们翻译了许多作品，他们是那个行业的艺术家。这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两位艺术家来完成：翻译家总是流产的作家，就像摄影家总是迷途的画家。K和女伯爵用真正艺术家的谦逊将自己的天赋倾注到对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上。有的时候，他们会为如何将一个匈牙利文或英文概念准确译成德语而争论好几个小时。K从匈牙利语翻译，他是第一个将匈牙利新文学介绍给世界的人。官方不仅从来没有支持过他，反而不承认他。

他们就这样生活在法兰克福的别墅里，K从早到晚都为他的两条狗捉虱子、逮跳蚤，经常写发泄牢骚的加急挂号信——毫不夸张地说，K的一半收入都花在为那些令人气愤的信贴邮票上——他总是躁动不安，兴奋不已；只要有K在，空气里总弥漫着火药味。我住在别墅的阁楼里，从早到晚都可以写诗。K做午饭，在手稿和打字机之间，他做得最多的是青菜炖牛肉，因为他不会做别的。

K和女伯爵，这两个人由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生死相系。如此牢固的人与人关系，我后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看到过。我都不清楚，“他们活得好不好？”——通常被称为罗曼蒂克的东西，大概不是以这种依存关系为特征。他们是在患病的时候相识的。后来，K的病好了，但妇人患的是不治之症。女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与“健壮”、“沉静”等通常用来形容奥地利贵妇的概念毫无关联。她个子很高，消瘦羸弱；皮包骨头的脸上，只有一双充满激情的眼睛格外生动，那是一双因死亡恐惧而显得高贵、因人类团结而散射温暖光芒的眼睛。她自己缝制的衣裳和踱步时不安的神情，都让德国人惊叹不已。我们在城里所到之处，都会招致敌意的目光，因为在女人身上，总有什么让人感到与众不同，某种既令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鹤立鸡群，一道在痛苦、彻悟和激情中经受过洗礼的精神光芒。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鸦雀无声。女伯爵走在前头，目不斜视，低着脑袋，像微服出逃似的穿过人群；随后是K，腋窝下夹着两条狗，他那副淡漠、抱怨的眼神惹人反感，充满猜疑、暴躁和忧伤，已经准备好立即给让他生疑的人写加急挂号信；我只是这行人里的一个小无赖，扬扬自得地走在队列最后。

女伯爵的父亲是奥匈帝国的一位大使，母亲是一位奥地利女男爵；女伯爵的孩提时代是在父亲出任外交官的地方度过的，从小就生活在大世界里。她嫁给了鲍尔提男爵，曾跟丈夫住在立陶宛的哪个地方，后来由于患病，从那里去了达沃斯，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丈夫的领地。她能讲能写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翻译厄普敦·辛克莱尔[198]和查尔斯·佩吉[199]的作品；辛克莱尔用很小号的打字字体给她写过厚厚一大摞信，不管是谁，只要接触到这颗心灵，就会跟她成为一世的朋友。在政治上，她抱着充满激情的左翼观点；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这样能将个性的傲慢与自己的言行，将无可仿效的知性女神做派与“女革命家”激昂的献身行为如此绝妙地结合到一起的女人。不管她坐到哪儿，那里就立即形成沙龙，所有人都会围绕着她——有的时候，一些狂热、暧昧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坐在这个“沙龙”里，因为在K的周围聚集了不少崇拜他的“革命者”——他俩也不得不扮演沙龙主人的角色。每天下午，我们都这样待在女伯爵的客厅内，手里捧着茶杯；作家，工人，革命者，法兰克福的理论家和贵族们，都温柔地集聚在她的裙角下；无论是谁，只要一走近女伯爵，就再不可能从她身边逃走。我们举办“社交活动”，应邀前来的客人们感觉自己置身于女伯爵担任大使的父亲在开罗或巴黎的奥匈帝国大使馆的宫殿内喝午茶。女伯爵主持“社交活动”——K则坐在某一个角落，宠护他的爱犬，用怀疑的眼光左顾右盼——应邀而来的客人们乖觉地追随那躁动不安的高贵心灵，浮游在文学与政治的战场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