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5/13页）

转瞬之间，我自己也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风流子。每天晚上我都西服革履地一头扎进夜生活，就像一位对这身都市夜礼服早习以为常、再自然不过的英伦青年。事实上，我觉得自己打扮得像一个粉墨登场的戏子。就我的良好感觉、自然率真和“大都市气质”而言，所缺少的恰恰正是大世界的见识和两三百年历史之久的沙龙生活，正是别让一个人在年轻时代感觉夜礼服、燕尾服是戏装并有安全感的前提条件。在我们家乡，通常只在上午穿礼服，去参加婚礼！——我亲眼所见，不仅在外地，即使在佩斯也这样！的确，我喜欢攥着身穿礼服的新郎的手，鼓励他说：别不好意思！这不是多大的罪过！……我们就是这样，谁要不喜欢，那就随他讥笑吧！但是，不管我如何毫不在乎地游荡在柏林的午夜里，多少总是觉得自己像在中学毕业的舞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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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演员住在阿德隆饭店[216]。这里有前厅、沙龙、卧室、浴室和被称呼为“姑娘”的女仆，女仆也住在饭店里，住在一层。有一次，女演员让我陪她去银行，下到铁壁铜墙的保险室，嘟囔了一句密语，打开一只保险柜，我被珍珠、钻石和红宝石项链晃得眼花缭乱。她不久前刚从印度回来；她是第一位获准从英国殖民地返乡的“保皇派公民”。她的庇护者肯定极有权势，估计是哪个地位显赫的英国绅士；但我从来没有问过她那个人是谁——我尊重她的私生活，她也尊重我的隐私。她有汽车、在附近租住的别墅、各种支票簿和好几只猎犬。饭店服务生经常送去昂贵的花束和首饰，简直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

她的生活准时准点，生活在美貌和女性——这种与众不同的奴役之下。对于“职业”，她并不那么尽心尽力，所以她跟所有喜欢穿金戴银、怀揣值钱外汇的女人一样精力充沛……每周六她都能领到一笔薪酬，一叠令人羡慕的钞票；我觉得她不配领那么多钱，因为我不认为她是真正的女演员；她实在太漂亮了，过分热爱生活，所以成不了真正的女演员。我认为，一个人为了艺术，应该经历一些生生死死……是不是她投注给生活和周围人的美貌、慷慨、笑容可掬的热忱，远远超过了她为完美饰演“朱丽娅小姐”[217]所做出的付出？她自豪地掏出“薪酬”给我看，要比展示她的印度财宝还要自豪。她靠“工作”挣来的这些钱，总以罗曼蒂克的方式随手送人：送给女仆或马夫。她对我总是很好很温情。她为自己的生活制定了许多规矩，俨如一位军人或仁慈的女执事。

但是，我能否知道她为什么这样？我要揭开人的秘密，但我面对难以靠近的“现实”秘密，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望而却步。不管男人还是女人，我都能够接受他们投到地上的影子，我相信他们能以几乎不被察觉的方式，通过一句话或一个微笑让一颗心灵感动另一颗心灵，并在我身上塑造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有许多时期都不留一丝痕迹地黯然消逝。我以自己的方式，的确，以一个孩子的方式，“亲历”了战争和一场场革命；但是时间及其所有的“历史”意味，不留踪迹地从我身上滤过，显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我的注意力投在别的上面。关于战争，我只隐约地记得征兵和患病；关于革命，我只能想起几张面孔，而且根本不是“革命者”的面孔；对我而言，有真正意味的是埃尔诺，我那位性情浪漫的舅舅在战争中往来穿行，感觉像是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上，他经常向我讲述他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我十七岁那年应征入伍，好赖总算熬过了新兵的军训，我的同学们被立即送到伊松佐河前线，当时，他们中就有十六人遭到屠杀；我跟已被派到训练营服役的厄顿[218]，在医院里保留下身心的健全；之后，我们目睹了革命爆发，盼望终于能出国的那一时刻……毫无疑问，我也亲历了那些“历史时期”；但是关于战争和革命的“历史”时期，我的记忆只围绕着几副面孔沉积下些许零星的记忆，比如一个打牌者、一位诗人和一名吗啡成瘾的女医生，只有他们的轮廓能从那段时间里浮现出来，还算清晰……显然，对每个人来讲，世界历史都永远有两种；与被命运阴影笼罩的别人的那种相比，我感到自己的这种更为重要。

对那位投给我们瞬间微笑的女人，我们能够了解些什么？“相识”是件复杂而危险的事情，其结果往往只是开始。我对那位女演员的了解只有这些，她的情绪总是很好，她对男人和“生活”懂得很多……她凭着自己女性的聪颖，掌握许多只有那些真正的女人才可能懂得的原始经验；男人们若能了解其中的些许碎片，就会为此自鸣得意！每天早上，我在白雪覆盖的动物园里等她，在一条路的拐弯处。她上完马术课回来，带着聪颖的微笑，在她的微笑、举止和眼神里洋溢着一种无间、真诚的生命欢乐，这种生命的欢乐实在令人销魂。她非常含蓄，也非常讲究。后来我才意识到，她以自己的方式谨慎而温情地教会了我什么，教给我复杂的日常礼仪，它们对“大都市生活”的自我约束做出了规定。她对我密切关注，严格管教；就像一位导演调教年轻演员身上的稚拙，她努力柔化我举止和观点的粗莽。我意识到在社交圈内，真正的礼貌是人们共同生存的唯一可能，这跟我在家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截然不同，要复杂得多。我们在童年养成的“纪律”还相当低等；女演员努力用她美丽、轻柔的双手，解除我身上“低等纪律”的羁绊。她让我明白，真正的礼貌，并不是强打几分钟的精神参加一个我们并无兴致参加的约会；如果我们能把一次令人不舒服的会面无情地扼杀在萌芽期，那才更加礼貌……她教我懂得，如果没有无情，我们永远不可能得到自由，我们将永远成为同伴们的累赘。她还使我明白，一个人可以粗莽，但不能够无礼；可以挥拳打一个人的脸，但不能惹人厌烦；在那些对我们并没抱多少期待的人们面前假装充满爱心，实际上也是一种无礼。

晚上，我们总是去剧院。七点左右我去找她，等在她的客厅里；大饭店的隔音墙板和手工编织的窗帘，将这个优雅、可爱生灵的生活与世隔绝。如果她要登台演出——并不完美地扮演某出名剧中的重要角色，我就陪她到剧院门口，然后坐进隔壁的咖啡馆等她。如果一位女性赋予我友情，而她在专业上并不那么完美，这种情况总会让我感到一种身体上的痛。在她闲暇的日子里，我们会去莱恩哈德剧院；她解释说，没有意义去别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一连四五个晚上看同一出戏。我始终对她的私生活一无所知。后来，她嫁给了一位富翁。有的时候，她请我去她家用午餐，餐桌设在沙龙厅，饭桌上总是坐三个人。她不喜欢女人。她请来的“第三者”不是著名作家，就是德国贵族、富可敌国的银行家或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客人一走，她就会滔滔不绝地向我透露“第一手秘闻”——刚走客人的隐私，讲他现在跟谁住在哪里，遇到了什么烦心事，他有什么，没什么，喜欢什么。通过这些午餐，我慢慢熟悉了另一个柏林，当某位名人在什么地方遇到重挫或大获成功时常见于报端的那个柏林；有一种人，从来不会成为每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