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9/13页）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钱比后来更少；但是在当时的德国，没有人那么在乎钱。在那几个星期里，我在柏林的朋友们都在炒股，自然挣了很多钱。很多人不久前还付不起房租，转眼就在选帝侯大街或西区的小巷里购买位于街角的整幢房子。这并不需要你有什么特殊的知识：一个又饿又渴的外国人，只要张开双臂站到证券的尼加拉瀑布前，你手里能抓住多少就能抓到多少。人们在遥远、隐秘的地方工作，柏林的投机者们对这样的工厂一无所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工厂在生产什么，他们只需站到银行分行交易台的铁栏后，或委托代理人购买这样或那样的“证券”——的确，买东西的时候连钱都不用付，而是使用某种贷款。“证券”那天还值十万，第二天就会值三倍或三千倍……每个人都有“贷款”，每个不工作的家伙都能搞到钱。但是绝大多数人，那些劳动者们，在这场风暴中愚蠢地踉跄，用呆滞的眼神盯着一个土豆或一只破鞋底，仿佛是看祭坛上的圣物。我没有钱，所以也从来没炒过股，我瞧不起这种赚钱的方式，甚至觉得厌恶。在我看来，即使玩纸牌也比这种光天化日下的集体抢劫要道德得多。我没有“证券”——我想，在那段时期内的柏林，只有诗人没有“证券”。

我给一家考绍和一家艾尔代伊[228]的匈牙利报社投寄文章，都是一些抒情短文，我就靠他们支付给我的几张外国纸币养家糊口。罗拉无条件地相信我，她相信我懂得该如何生活，认为我在解决烦琐复杂的日常俗事方面极其聪明，很有经验。但是很快她就明白，我对现实生活一无所知。狂风在我们头顶呼啸，我们在暴风雨中惊恐地活着——勉强地活着，我们怎么能够在这里“开始”？我能做出什么样的计划？一个人在这里能干些什么？什么命运在等待着我们？这个“家”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从家乡传来的消息也令人震惊，让人难过。哪里能容下一位诗人？哪里都不能。那段时间，我跟德国人中断了联系。我没把手稿寄给德国报纸，我在我的德国编辑面前感到羞惭，况且，给他们投稿也挣不到钱，他们付的稿费不等我从银行里取出拿到街上，就在我手中变成了废纸……罗拉待在家里，我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荡，绞尽脑汁挣钱。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买些糖或书，神情沮丧、一无所获地回到家。

这个“家”，我们的第一个家，单从所陈设的柏林家具来看，颇像一个大户人家。跟大多数柏林家庭一样，这里也堆满了笨重的德式家具，尺寸惊人的扶手椅、石膏像、瓦格纳头像、爱国主义和神秘主义风格的木刻，给人感觉像是进了瓦尔哈拉神殿[229]，还摆着威廉皇帝的铜像和大理石雕的腊肠犬。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德国家庭看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们起得很晚，睡得很晚，每天洗澡——尤其是我们过于频繁地洗澡令他们不悦。在柏林建有最漂亮的浴室，但在战后，人们洗澡越来越少。不过，公开的冲突后来只发生在斯托普家，在我们搬去几星期后，有一次罗拉烤面包。那时候，我们靠发酵粉和植物黄油度日已经好长时间了。罗拉烤蛋糕的本事远不如我，但不甘落后——也不知她从哪里搞到一份家乡食谱，花外汇搞来五只鸡蛋、面粉、糖和巧克力，开始在斯托普家的厨房里揉面，烤制。女房东用怀疑、忌妒的眼神暗中观察。当她断定罗拉将五只鸡蛋全都打到蛋糕里后，一场令人不解的冲突爆发了——她歇斯底里地尖叫，在房间里冲来奔去，鼓动斯托普先生、仆人和孩子们也加入进来；从她语无伦次的话里只能够听出，罗拉玷污了德国人的习惯。“可耻，可耻！”她大声嚷道。他们丧失理智地说啊，喊啊，叫啊，斯托普先生也跟着帮腔，要我们尽早离开这幢房子。就这样，在这尴尬的一幕发生后的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我们搬了出去。那次“丑闻”的原因，我们始终没弄明白。也许他们误解了罗拉的意图，他们以为罗拉故意嘲讽他们因通货膨胀忍受的贫穷，当她挥霍五只鸡蛋做一块蛋糕时，斯托普一家一个月也吃不到五只鸡蛋。在战争期间，他们学会了秘传菜谱，用胡萝卜干做“烤牛排”；不管怎么说，他们吃了很多苦！假如他们是从这个角度理解那次悲剧性尝试，我可以理解他们的愤怒。罗拉只是搞到一份私家秘方，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取五只鸡蛋……”她根本没有任何恶意。其实，即使在通货膨胀期间，斯托普夫妇也要比我们富有得多，我们只有一只鞋柜，曾经有过。我们总不至于用一份家乡食谱，破坏了什么股市的秘密。对于这类厨室机密，不同民族的反应截然不同。就连四岁的小男孩，金发的赫尔穆特，也觉得我们“侮辱”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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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自己的年轻吃了许多苦头，受到各种伤害和羞辱；我真想马上长出胡须，因为谁也不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事实上，我在婚姻中的感觉并不那么良好。一方面我心里对罗拉抱有情感，另一方面我的焦虑和抵触不断升级，让我感到处于一种陌生的境地，仿佛一夜之间我们不得不在极地气候中求生。简而言之，我缺少投入婚姻——这一探险行动的必要装备。我习惯了爱上一个人，然后忘掉她。当然，我不可能把罗拉忘掉。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该渴望什么——我非常渴望罗拉、我的家人和熟人能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心怀疑虑，担心这种努力维系出来的状态有一天会告终，就像迄今为止所有人际的、爱情的关系一样，有一天夜里我不再回家，之后我们通一阵电话，我把鞋柜送给罗拉，随后我去哪个国家旅行。我根本不知道作为一个丈夫该怎么行事，跟朋友们一起我总感到精神紧张，拿着一家之主的做派为一些经济、政治问题争论不休；不同的仅是，我没有点一支雪茄烟……我不知道罗拉是否看出我绝望的努力，是否真的看透了我。我认为她看透了。她在人的事情上，在对人的判断上，毫无疑问要比我有经验得多。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是一对寻常夫妻。我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位诗人，即使在冬汛季节，我也只穿一双单鞋和夏天的衣裳，仿佛没把残酷的自然法则放在眼里；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是父亲在韦尔泰姆百货商店给我买的毛线背心。那次父亲来柏林看我，实在忍受不了我那身要命的古怪打扮。这是我唯一的一件保暖衣裳，在我年轻时有人买来救我的“命”，为了我不被冻死……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记得，我都没为这件背心道一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