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8/13页）

第二天，我父亲启程离开，仿佛他只为了这次碰面——他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柏林的。下午，我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露台上跟罗拉约会。我给她讲了朋友的来信，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什么无关痛痒的话。随后，我尴尬地沉默；她也一声不语。我们俩心里都很清楚，我们坐在这里已无事可做。这样的约会总是很简单。出生也很简单，死亡也一样。我对我的朋友从来没抱过一刻的“自罪感”。我装不出那种虚伪、扯谎的“骑士风度”。其实，这样的约会既没有意图，也没有确切结果。我什么也没做，也没有什么好做。后来，我多次从男人们手里抢走女人，男人们也从我手里抢走过女人。这种时候，我有过自罪感，或者感到羞惭，或者强词夺理，总之每次都能给这种法国式的四角关系做出“解释”。当我跟罗拉约会时，我既没有跟自己解释什么，也没有跟别人解释什么，就像一个人觉得没必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呼吸。我在巴黎有一位朋友，住在瓦格兰大街，有一天下午四点钟，他在街上“叫住”一个女郎，后来跟她生活在一起。女郎还是处女，跟他走了。他们去了一家小客栈，从那以后一起生活了十五年。我跟所有人的关系都是这样开始的。我从来没“追”过任何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追——要么在约会时互相看对方第一眼就水到渠成，要么一切谈话都是枉费气力。我们坐在选帝侯大街的露台上，已经谈了有半个小时，之后我们都缄口不语，看别人跳舞。我对那天下午的每个细节都记得异常清晰。可以这么讲，我们根本还没谈自己的私事，我就已经满腹心事地坐在她旁边，盯着舞女在心里暗想：我们以后靠什么谋生呢？这种本能的直觉，对两个人的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可能误解。后来，我们一起去看戏，去莱恩哈德剧院。那里正在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为人类感到惋惜”，海伦·提米格[226]演唱。那是一个盛大，却不迷狂的夜晚。我们两个人都情绪不佳。那是一种“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个？”的感觉，焦虑，忧伤。必须得认识什么人，带着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结果：就是这个，用嗲气、平俗的字眼讲，被称作“爱”。相识，完美的相识，从来都不那么罗曼蒂克。我们心绪惆怅地往家走。当我们在大门口告别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哭了。我们两个都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在小城市的市民家庭中称之为“伴侣”的感觉。我还没到二十三岁，我是个诗人，靠临时性的收入谋生。几个月后，我娶了她。

柏林的亲戚们赞成这个计划。罗拉的舅舅出身于古老的柏林贵族家庭，是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稳健派[227]绅士。他家里聚集了一大批德国名流：作家，前军官，实业家和将军们。他们的家宅大得出奇，老先生挣钱很多，但生活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第一次正式邀请我去吃晚餐，一家人穿着节日盛装围桌而坐，女主人客气地劝我再吃一盘，因为“没有别的了”——当我按照家乡的习惯婉言谢绝，他们也不坚持，一家人继续享用冷餐，后来我才意识到，之后并没有下一道菜。他们经常在豪宅里大宴宾客，晚餐只有“德式三明治”和盛在黑盘子里的猪肝馅饼。老先生很喜欢我，有时非常隆重地写信邀请我过去“小酌一杯”。这有如授勋一般的邀请，在精心布置的仪式中进行。我们穿着黑西装，气氛沉闷地坐在那儿，围着一瓶葡萄酒，一脸虔诚地品饮高贵的琼浆。在我们家乡，如果来了客人，立刻会拎来一大桶酒。罗拉的两个表妹是女售货员，战后的柏林女孩都过着自由的生活。女孩们不带男伴去酒吧里寻欢，去“克罗尔”，或去“动物园”参加著名的画室狂欢；这一类娱乐，并不是完全无害或毫无危险。凌晨时分，在“动物园”的大理石厅堂和楼梯昏暗的角落里，情侣们躺得横七竖八，有的在呕吐，有的在做爱。在这些柏林的化装晚会上，参加者将市民的道德准则抛到了脑后。在拂晓的朦胧中，“柏林西区”最上流家庭的闺秀们在台阶上打滚，躺在陌生骑士的怀抱里。后来，我在巴黎亲眼目睹了几次著名的画室狂欢，可那里的参加者也不会一直呻吟到黎明；这种疯狂的群交是柏林酒吧的唯一目的、意义与结局，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再见到过。

罗拉的表妹们三天两头泡在酒吧。没有人在乎她们在这些化装晚会上的经历。她们的父母不在乎，她们后来嫁给的市民丈夫们也不在乎。对父母来说，已经成年的女孩们一个人在夜里游荡，直到天亮才衣裙皱巴、花环歪斜、发绺散乱地回到家，这很自然。简而言之，在化装晚会上发生的事情什么都不算；只有在白天——在苛刻的市民生活中，在符合全部规矩、章程和严格仪式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才算数。这种不言自明的约定是说，女孩们的性自由一直持续到出嫁之日。这些柏林的女孩们，在疾风骤雨般的化装晚会后，带着天真无邪的羞涩嫁给在酒吧里遇到的某个舞男，摇身变成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这些女孩说起肉体之爱，就像谈论某项工作任务。后来，她们有一天退缩到婚姻里，结束了她们的爱情生涯。

对于家长们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一直未能找到恰当的解释。在这些柏林的市民女孩中，绝大多数都像罗拉的两个表妹，有着极其严格和精心的家教。在言谈中，父母们很难说出什么淫词秽语或轻浮的笑话。但是，他们对女孩们在走马灯般赶赴的舞会上偶尔怀孕，却又觉得再自然不过。那是一个有趣的反常世界；而且，不可救药地陌生。

8

初春，我们结婚了。我十分郑重地担负起一家之主的义务。首先，经过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买了一只鞋柜。我为了买这件必要、有用的家具，花掉了准备用来置备全部家当的钱——几百万或几千万，鬼知道花了多少。之后，别的我什么也没买。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硬木做的、对开门的鞋柜，里面能装二十四双鞋。几周之后，就在通货膨胀爆发之前，我们在动身去巴黎时将这只鞋柜送给了柏林的房东。我们若把它带到巴黎，不仅太麻烦了，而且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总共只有三双鞋。

不管怎么说，我这样解释我买鞋柜的行为：我尽了自己所能尽的力量，我准备过神圣的生活，准备让罗拉过可以保持品位的舒服日子。她也是这样感觉的。我们把鞋柜摆在房间的正中央，里面放了三双鞋，由此开始了神圣的生活。我一大清早就离开家门，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去找工作，应该做点什么事。从我们婚姻开始的第一刻起，我们就身无分文。的确，在那个时候，钱在柏林也不算什么，我们的口袋一天比一天被印满百万数字的纸钞塞得鼓鼓的。从某种角度说，“生活问题”简化成了某种真实的意义。我在早上离开家门，就像一位远古的农夫、猎人或渔夫，脑子里在使劲地琢磨：怎么能在戈壁滩上搞到一块黄油或几块甜点？我的家人并没把我们的婚姻当一回事，我们想住在哪儿，想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他们完全听凭我们自己选择。他们等待这桩可笑的、孩子式的婚姻结束，他们认为我俩的婚姻维持不了几个月。有一段时间，他们在信中并不明言地暗示我，我可以在维也纳，在一家银行里谋到一个职位。这种机会让我震惊。我做梦都没想过，自己将在维也纳或别的哪个地方的银行里供职。我并不想找任何职业，尤其没有想过当“退休者”。我心里暗想，我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职业，要做一辈子的职业，我已经有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完全可以够我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