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11/14页）

在隔壁带花园的宫殿里，住着一位史上留名的公爵夫人，但她就像一位隐形人；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只能在《费加罗报》社会新闻栏目里窥知她的行踪：她去普罗旺斯的庄园过复活节了，或返回了巴黎，她在家里请侯爵和公爵们喝下午茶。每逢这种日子，在宫殿的大门前停满了世纪初制造、款式古老、眼看就要散架、只能在交通博物馆里看到的小轿车；在公爵夫人的社交圈内，在这些家族古老、住在圣日耳曼新区的贵族们眼里，这类马达驱动、没有噪声、早就不时髦了的老爷车才最优雅……在公爵夫人宴客的那些日子里，街里有名的甜点师，神态傲慢、留胡子的布韦松先生，负责为公爵府邸送烤点心；据女草药商所知，甜点师的老婆背着他跟住在街角的牙科医生偷腥。从我家阳台可以直接望到公爵夫人家挂着黄色绸缎窗帘的沙龙，宾客们恰好在那里聚会，就像一部法国新天主教小说里描述的那样；我和罗拉在阳台上支着胳膊肘，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既低调又直接地跻身法兰西贵族的社交生活。公爵夫人曾在法兰西王储夫人——吉丝公主的身边当过女伴。但是几年之后，她也陷入了经济窘境，将府邸租给了南美人，她自己闷闷不乐地搬到乡下的庄园里隐居，从我们街区和《费加罗报》的社会新闻栏目里消失了。

在下一条街上，在富丽堂皇的公寓楼里住着暴富的“新贵们”；他们都是受益于路易·菲利普时期经济的市民阶层，在战争期间和贪欲横流的和平繁荣期内聚敛了无数财富。这些法国资产有时数以十亿计地流失于俄罗斯、土耳其的国债，但是总能留下几千个亿为巴尔干国家或海峡对岸的殖民地政治筹资。这些人住在尼尔大街和蒙梭公园一带的楼阁里。每天晚上，他们都情绪高涨地跟妻子们一起，跟情人们包养的求爱者们一起，泡在布里多尼和诺曼底风格、装饰繁复的“歌舞场”内。下午，这些寄生虫精英们懒洋洋地坐在佩特里桑先生开的酒馆里喝鸡尾酒，他们的钱多得不可思议，以至于无暇谈论政治……我喜欢蒙梭公园，喜欢公园里的莫泊桑雕像，喜欢被宠坏的孩子们大声的叫嚷和伤感的梧桐；我喜欢泰尔奈斯大街的购物氛围，喜欢陡直的卡诺大街的忧郁和梧桐树。青年时代幸福岁月的光芒，照亮了宽敞、宁静的街道。在这个乡下，在寂静的街巷，在五层楼上，没有人会伤害我们。在第一个三月份的日子里，阳光从清晨到日落投进我们住的两个房间，在对开式窗户的纱帘后面，在淡蓝色天空下，高低错落的巴黎房顶已经变得真实和熟悉；庭院中某一扇敞开的窗里，总有留声机在播放；在我头顶的阁楼里，经常有年轻的、有时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租住，每天下午接待在楼道里呼哧带喘地爬楼、老成持重的年长豪绅……我在这幢楼里总共住了四年。我从来不清楚住在同一层楼上的邻居是谁，从未结识楼里的任何一位居民；在住户的门外，也没有钉铜质的名牌。文明的教养和数百年的守密，保护并藏匿了私生活的隐秘。

公寓里大部分的家具是从德鲁奥商场通过拍卖搞来的。我买了一幅绚丽华美的丝绸窗帘，一幅跟公爵家挂的窗帘类似的帷幔，但我惶惑地将它钉在了墙上，因为它实在太大了，远远超过窗户的尺寸。我买了一张桌子和所有没用的东西，多得房间里装不下，罗拉愁得不知所措。与此同时，我还急火火地买了狗；我在夜里出门散步，领回几条很便宜的野狗，那是在瓦格拉姆大街摆夜摊的小贩硬塞到我兜里的。不久，我们把狗送了出去，由于长期被囚禁在五楼的屋子里，它们染上了躁郁症。只有楼长养狗和猫，巴黎所有的楼长都会养，我们楼长也不例外；他们大多养的是劣等品种、三条腿或瘸腿的狗，因为楼长们养的这类狗，总是三天两头被汽车撞倒。我们楼长也经常宠溺一条条残疾、肥胖、倒霉的野狗。我常用小费、礼物和狗讨好这位讲究礼仪、态度严厉的家伙，因为我也跟所有的外国人一样害怕楼长，他们是巴黎警察的耳目。亨利奎特先生——大家这样称呼这位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楼长——总是西服革履，平时也一样，一大早就穿着这身领导人的装束出门上街。他从不泄露自己的职业；对于我好奇的探问，他慎重小心地回答说，他干的工作“极其重要”；我在巴黎的匈牙利熟人告诉我说，他是一位刽子手……许多年后我碰到过他一次，那是在蒙马特公墓的大门口，他正神情庄重地指挥一支送葬队伍。

楼道里的电灯不亮，每天夜里都漆黑一片，我们摸索着爬上五楼。“抓住扶手！”我在黑暗的楼道里喊，吵醒了亨利奎特先生，他痛恨并鄙视我们像爬行的怪物，总在半夜三更爬上爬下。但在楼上的两间屋里，我们受到《民法典》保护，我们几乎享受跟法国市民一样的特权。我们慢慢地法国化了：下午去电影院，议政，赚钱，而且无论冬夏都吃绿色沙拉，因为我们想要长寿。

10

生活平静无澜，我们迎来了“甜蜜的生活”阶段。那些年，一个人虽然并不情愿，但还是跟生活达成了和解。

罗拉寻找工作；经过一系列怯懦的尝试，最终能在左岸圣佩雷斯大街内一家古玩店里打工。那里销售非洲木雕、诺曼底风格的锻打的烤肉叉、中世纪水罐、十字军向圣地出征时佩戴的十字架、弗朗克占领期间用过的枪支，还有亨利四世的侍臣们用过的午餐桌，他们曾在某个星期日用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喝鸡汤；不过那里也卖雷诺阿、德拉克洛瓦的画，墨西哥的瓦罐和火地群岛的黄金首饰……隔壁商店的商人和经纪人，从早到晚泡在这个世俗的博物馆里赌博；罗拉喜欢那里的氛围，古董也开始跟她对话，向她讲述。我则喜欢上这家古玩店的法国店员普利翁先生。普利翁先生六十多岁，已婚，共济会会员和共产主义者；他是第一位我有机会近距离结识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在那之前，我还从没遇到过像普利翁先生这样能够遵守公民教育规定，阐述法兰西小市民的生活态度、品位与习惯的革命者。他整日酗酒，他要养活忌妒心很强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还有他那生性放荡、赌牌成瘾、最终被流放到法国殖民地之一科特迪瓦[289]的儿子。他总是戴一顶硬壳礼帽、穿一件黑西服散步，向来商店的客人分发共济会徽章，有时去参加共产党聚会。在店铺里，他正襟危坐在一把扶手椅中，鼻梁上架着夹鼻眼镜，不管好书烂书，是书他都读，手里抄起什么就读什么，满腹忧思地消化良久，然后将战利品带回家，放到自己的藏书里。此外，他还把钱带到储蓄所，每个月都能从少得可怜的薪水里省下几百法郎存起来；他是那种典型的知识渊博、沉静如磐的法兰西小人物。他背着人老珠黄的妻子普利翁夫人跟一位“律师的遗孀”偷情，包括商人和经纪人、罗拉和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对这个危险关系守口如瓶。有一天，他耷拉着脸来到商店，讲述了他的爱情悲剧：他的妻子“眼里不揉沙子”地证实了他的不忠。他难过地说：“她发现我找了别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