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8/14页）

在蒙帕纳斯，每个人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那段时间里都算是流亡者。荷兰、美国和苏门答腊的流亡者们也生活在这里——这些人既没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歧视，也没跟国家政权发生对抗，而是为了逃离时间；他们从第二个家乡逃到蒙帕纳斯，在这里存在着另一套时间体系，在这里即便“拿破仑密码”也会突然失效……蒙帕纳斯是全世界无家可归者的收容站，流亡者们忧伤地支着臂肘，托着腮帮，等待拯救他们命运的天象或地兆出现。俄罗斯的流亡者也坐在这里，他们对祖国的制度不满；我见过有些俄罗斯年轻人将自己国家大权独揽的当权者，将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数落得体无完肤……蒙帕纳斯的部落成员活在时间的前头。对老百姓来说尚不知道为何物的时尚和信条，在他们嘴里不过是些过时、过气的陈芝麻烂谷子。当莫里哀剧院公演科克托[277]创作的戏剧，“达达派”还让市民们大惊失色；当画商们还在用毕加索的立体派构图刺激艺术爱好者，这位伟大的探索者和嬗变者已经回归传统形式。当昔日的“超现实主义者”已经写下错综复杂、掷地有声的诗歌，当尤特里罗[278]已经以图画书的风格画房子和风景，公众刚开始意识到在天地之间还存在着这类的艺术实验……蒙帕纳斯不是一所“学校”，而是一个充满艺术创作性的氛围，就像伊甸园的果实嘲讽四季法则。

除此之外，这里还像一个南方的累范特[279]码头。时过不久，拉丁区果真变成了那个样子：在街上就有人挥刀舞匕，黑人们拎着左轮手枪聚众闹事，马来人、英国人、希腊人、瑞典人和匈牙利人也带着自己的忧伤、愿望和浅见加入午夜后的大辩论里，最后经常以刀光和枪声一决雌雄；尤其是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他们为各自的恐慌大声争执。巴黎警察手挽手地站在街角，一副视死如归的冷漠神情。法国平民在星期天下午倾巢出动，拥向蒙帕纳斯，就像古代去东方做生意的法国人那样目不转睛地观赏异国情调：父亲、母亲和已经成熟到足够能接受这种体验的青春期孩子都身穿黑色礼服，一本正经、面带惊惧地坐在多摩咖啡馆的大理石桌旁，听那些单调叫卖、满腹怨气的小商贩高声兜售美国花生，听醉酒女人的尖叫，听那些带着野兽般的眼神通过言语、动作和情态蔑视文明的神圣法则的外国人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争辩，抱怨，挑衅，梦想。恐怕很可能会有那么一天，某个愤怒的法国市民团体向这个闯入国门、聚众闹事的外来部落发起进攻，将他们踩成肉泥……法国人去蒙帕纳斯看外国人，就像我们外国人逛民俗博物馆或卢浮宫一样。在他们的脸上挂着厌恶、恐惧的神情。的确，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喜欢呢？我们将自己标榜为“游牧部落”，在画室舞会结束后，浑身涂满彩色颜料在巴黎街道上裸体狂奔，跑到协和广场的喷泉池里洗澡……在巴黎人眼里，这片街区和蒙帕纳斯的艺术咖啡馆就像是搬入动物园的喀麦隆部落，或是展示幽灵一般、唇大如盘、属于巴黎冷漠而睿智的普世观一部分的非洲民俗村。掌灯时分，这群乌合之众——全世界忧伤的精英和婊子，妓女和天才，大艺术家和小偷，哲学家和用哥罗芳[280]作案的窃贼们，诗人和旧货商，捕鲸者和教派创建者——在这里尽情狂欢，就像在斋月之后，在节日最后一个夜晚的开罗或大马士革广场上。巴黎民众拘谨地坐在他们中间，捻着胡须，戴着礼帽，观赏这一节日盛况。两家咖啡馆之间的马路，慢慢被堵得水泄不通。便道上，马路上，街角上，人们挤得没有立足之地。人们大喊大叫、载歌载舞地欢庆什么。

蒙帕纳斯集大学神学院、蒸汽浴室和自由讲坛于一体。我在某张桌子旁坐上半个小时，孤独地坐在人群里抽完一支雪茄烟；我感到紧张焦虑，我待在这里无所事事，虚度昼夜，命运在悄悄向我靠近，这是蒙帕纳斯的命运，即便那些较为年长、较有经验、较具阅历的人也无力挣脱……在那些年里，这种特别的“蒙帕纳斯的命运”降落到许多才华横溢的人身上；那些人来自智利、纽约或鹿特丹，他们来到那个充满异邦情调的码头，怀揣着生活计划，好奇而幼稚地坐到著名的多摩咖啡馆的一张桌子旁，从那之后，他们一直这样坐在那儿，怀着期待，也许一坐就是十个春秋……他们激烈辩论，喝法国白兰地兑苏打水，慢慢忘记了承诺、家庭、过去、家乡和计划，变成了蒙帕纳斯的“名人”；就另一个家乡和世界而言，他们悄无声息、义无反顾地死掉了。另一些人在这个肮脏不堪的收容站里建立家庭，安居乐业，并且赢得了世界声誉。帕斯森[281]在这里生活，并自缢。我总是淡定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怀着不良之心……但是，不管晚上我去哪里，我都会在午夜时平心静气地撇下友人，纵身跳上某辆驶向拉斯帕伊大道、颠簸摇晃的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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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帕纳斯背后的某个地方，巴黎城隐约若现。现在，我有时能看到某一个片段：远眺的街巷，一间公寓，一个人的面孔，忽东忽西地跟哪个法国人聊天，跟牙科医生，跟邮递员，跟某位部长……或许，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见国家元首比造访一个法国市民家庭要容易得多。我总是在观看“演出”，看巴黎盛大节庆的演出，就像看彩色的瀑布和别开生面的万众狂欢；但时光过去了许多年，“甜蜜的生活”，神秘的法国人生活，我始终未能看见。法兰西市民回避外国人，仿佛我们每个人都来自霍乱之乡，仿佛我们喝水的杯子上沾满了麻风杆菌；就连给我们看病的医生都是如此，他们看我们的喉咙，听我们的肺部，仿佛我们的每根神经都携带着恐怖、神秘疾病的毒芽……有一次我生病了，因为嗓子疼去看一位著名的专科医生。当他刷我的喉咙取菌样时，显然带着满脸的怒气——他有一只眼睛在战争中被子弹打瞎，现在我都能看到他那张向我俯身、缠着黑色绷带、浮着扭曲并充满敌意狞笑的独目巨人的脸——出于对我的不信任，他每次都事先索要治疗费，用小刷子在我的嘴里刮来刮去，怀着灼热的激情将由衷的憎恨发泄到我脸上。对这种憎恨，他从没做出过任何解释。在那些年里，外国人将成麻袋的黄金扛到法国，每季度花在那里的钱都数以十亿计；然而，法国人除了想沐浴在地中海的蔚蓝里，想在从佛日山脉到普罗旺斯的那片蓝天下晒太阳，别无所求……他们憎恨外国人搭乘载满货物的轮船抵达这里，后来又憎恨他们不再来这儿。在富裕的年代，法国人丧失了对数字的概念 和现实本能：他们每个人都很富有，他们咬牙切齿、一脸不悦地盯着我们，盯着那些使他们变得富有的外国人。即便在高档饭店里也会发生类似情况，男总管对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态度，就像对那类受到宽容的殖民地国的有色人种。在那段时间里，向世界贡献文明的法国人，俨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傲慢地将注意力转向自己。伏尔泰和丹东那代人彻头彻尾地向金钱投降。在法国人眼里闪烁着如此饥饿的光焰，充满无法掩饰的愤怒和令人战栗的贪婪。他们鄙视一切其他民族的东西，甚至鄙视那些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资格谈论“法兰西”民族的外族人。他们多多少少只把英国人视为人类；德国人始终是“德寇”；至于其他民族，从希腊人到匈牙利人到扬基人[282]，都是可疑的“外国佬”，粗蛮的异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