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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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家写这类文字写到“尾声”时，该在哪里画句号呢？

生活在跟书竞跑。有一天中午，那是在秋季，我父亲死了。他死得充满力量、尊严和榜样性。仿佛他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应该怎样死——他是攥着我的手死的，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死亡恐惧得到了修正；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死亡，害怕那种陌生和恐怖；我只是不舍得放弃生命，我向死亡索要生命的滋味与气息；但是就在那一刻，当我父亲闭上眼时，我理解了，死亡既不好也不坏，不具任何特征。

很长时间我都痛苦。跟我们近得难解难分的这些人，我们只能通过死亡完全理解他们。父亲死在陌生的城市，在陌生人中间，只有我们，只有家人守在他身边，情况如此错综复杂——死亡也对此做出了解释——他是死亡的意义与内容。通常来说，父亲去世是一场大爆炸，家庭会在这种时候土崩瓦解，每个人踏上自己的路。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很清醒；他在去世前的半个小时叫来了医院的大夫，并打着优雅的手势说：“我安排好了，先生们会得到酬金的。”他就是这样死去的，死得像一位高贵的绅士，不会带着任何拖欠离开人世；他主动、老练地安排好一切，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的那份，每个人都得到一个微笑、一个眼神或一次握手。“这是我的最后一天。”他在去世的那天早上这样说；他用近视并疲惫的眼睛望着窗前的几棵大树，盯着秋日的树冠看了好久。即使在死神降临的最后时刻，当他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还有几小时或几分钟就必须死去，他依旧保持惊人的睿智和平静。我始终为他的这种神奇能力惊叹不已，他总是能够远远地、从他身处的远方审视生活。这种只有他才具有的特殊能力，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最后几天，他还谈起他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他最终不得不离开那里而客死异乡。他不能忍受这种分离。也许正是这种变更夺去他的性命；他的身体本来还能跟年龄抗争，但他的心放弃了对生活的渴望。再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年过花甲的人很难承受被迫的迁徙。他在最后几天，梦见了他出世、生活、工作过的老城，他对那里的每扇大门都了如指掌。有一天早晨，他从短促的睡眠中醒来，带着疲惫但快乐的微笑说：“夜里我又去了那儿。你知道吗？我又在梦里去了班库，好像路过了观景台，我看到脚下山谷里的城市。”他的微笑是那样快乐，好像刚去寻欢回来一样。那些天，他已经非常虚弱了，很少开口，但眼睛睁得很大，放射着特别的光亮。他用这副放光的眼神望着每一个走到他病床前的人，好像在那一刻才真正辨认出那些熟悉和陌生的面孔，他想了解隐在那些轮廓线里、此前他从未注意到的新意义。但是在每张面孔后，他看到的都是“城市”的某个地方；他梦见城市，在梦中的郊外森林里散步，在欧蒂莉亚，在赫拉多瓦。这座城市对他来说，是家庭唯一的真正舞台；当他不得不离开那里，仿佛生活的舞台也摇晃，坍塌。离乡之后，他从来不曾提起那些留在家乡的人们，不再谈我们住过的房子，不再谈过去的家；他羞惭地将那些记忆隐藏起来，耻于面对自己的痛苦，否认自己面对的绝望。但是，梦把他在白天想都不愿想的东西带到了眼前，濒死前的梦一下子映出了他永远渴望回归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讲述着这些梦；但从他睿智、疲惫的眼睛里放射出的光芒驳斥了他说话时那股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语调。他离开那座城市的时候，早已在内心向她诀别，在死亡预感中，他又一次梦幻般地回到那里：他又看到了她，爱她，并呼唤她。

最后一个夜晚，午夜时分，我不能忍受自己继续待在陌生城市的旅店里，我钻进汽车，去了医院。他已经非常虚弱了，醒着躺在床上；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只有母亲神不守舍地坐在床边，攥着他的手；三天三夜的护理，已使母亲精疲力竭，在最后那几个小时里，她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继续机械地护理他，呼唤他。我坐到床边，望着那张奄奄一息、亲切而忧伤的面孔；因为担心吵醒我母亲，父亲用很小的声音谢谢我来看他。他总是这样：礼貌，郑重，平静。“谢谢你又跑来一趟。”他说，他的嗓音是那么柔和而宽厚，泪水盈满我的眼眶。父亲又讲了他的处世秘诀，礼貌的秘诀。有的时候我这样认为，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与另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他对待每位家庭成员，都像对待一位高贵的客人；他每次串门，都不会忘记给家庭女成员们带去高雅、别致的礼物；在所有家庭或官方的节日里，他都会送去贺卡和几枝鲜花。即使在病危的最后一夜，他依旧那样干净整洁、仪态端庄地躺在病床上，周围整理得井然有序，就像在一个寻常之夜上床歇息。就在那天晚上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理解了父亲的贵族主义品德。他的一生都是抱着这种仁慈、绅士的高尚品质度过的。我在床边坐了很久，我们没有说话，只是四目相对。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用一种疼爱、探究、分析的眼神望着我。我承受住了这副目光；就这样，我们一声不响地彼此相视了一个小时之久。他回忆起了什么？他本来想跟我讲些什么？他没跟我讲过，从来没讲，即使在最后那一个小时里也没有讲。他的沉默是一种机敏，不是脆弱。他非常懂得，在彼此之间，在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要比机敏、谨慎地平心相待的秘密更幸福了。总之，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向我道别，跟长子道别，似乎他想告诉我什么，一句话，一句家族密语、生活箴言或私下的点拨——但他缄口不语，似乎心里明白，他帮不了谁，个人和家族只能听天由命。他用探究的目光望着我，眼睛睁得很大，仿佛他终于想要知道我到底是谁。他要为一个很久远的问题寻找答案。但我不能回答他。后来，他向我伸出纤柔、羸弱的手，紧紧攥住了我的手。他一句话没说，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他松开我的手。我离开了病房。

第二天中午，他已经奄奄一息。病房里许多人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惶恐无措。现在他已不再注意我们，而是出神地盯着窗外，盯着婆娑的淡黄色树叶。两点半时，他说：“起雾了。”果真，在他的眼前恍惚升起淡薄的雾气；房间里也薄雾缭绕。他安静地躺了一会儿；后来，医生为他阖上了眼睛。在这一刻，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是的，这件事现在终于发生，父亲死了。”我心不在焉地这样想。我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似乎想要理解所发生的一切：父亲有病，去世了，现在要把他埋掉，这一切都挺正常。过了一会儿，棺材运来，随后又运走。我想点支烟，但走廊里来往的人很多，我没有点，我不知道“这种时候”适不适合吸烟。我抄起外套，转身走了。那是在十月中旬，屋外飘着冷雨，我走在泥泞的林荫道上，四周空寂无人，我既无伤感，也无恐惧，唯一的渴望是想吃点什么，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在这条直通市区的道路中央，我忽然看到了一辆马车；那辆马车由两匹马拉着，走得很慢，朝着墓地小教堂方向行驶，车上运的是我躺在棺材里的父亲。我们在雨里慢慢地走，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马车，从医院到墓地，在这条并不很长的路上，我突然近距离地看到我父亲的一生，那般夺目地清晰，那般吓人地真实，在此之前我从来没这样看到过。两匹马无精打采地走在泥地里，我不时需要放慢脚步，因为拉着灵柩的马车落在我身后。在这条路上我懂得了，父亲是我生命中唯一一位跟我有“关系”的人，我跟他之间有某种私事，这种事情不可能“了结”，也从不可能“谈开”——这些应该谈但没有谈的事情，现在已变成永远的喑哑碎片……马车在墓地大门口拐弯，消失在树林里。我停下脚步，点了支烟，望着灵车驶去的方向，开始浑身颤抖。这一瞬间我开始明白，父亲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