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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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节，我动身回家；蒂罗尔的果树已经开花。路途中我既不感到激动，也没抱荣归故里的情绪，甚至没有紧赶慢赶。我在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不时地驻足，歇脚，给自己缓期。归途中，我在苏黎世下车，在慕尼黑投宿，在萨尔斯堡逗留，在维也纳待了几个星期，最后这才横下心，在奥斯特班霍夫坐上了返乡的列车……在海捷什哈罗姆[327]车站，我看到头裹方巾的老妇卖烤点心，看到赤足的孩子们卖报纸和香烟。他们全都衣衫褴褛。我透过车厢玻璃看着他们，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同情和怜惜。我想，我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一股巨大的安慰，这样挺好。我感到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到家了。

但是在此之前，在回乡途中，我一直感到幽幽的刺痛。我本来可以留在那里，留在国外，留在“欧洲”：我名下的公寓还在巴黎，罗拉还留在那里，她不相信我的心血来潮。我还年轻，还可以留在那里：那里可能还有什么任务在等着我，或许还有成功，我在国外“活在深水里”，小本子上记满了德高望重的熟人——巴黎、伦敦、柏林和罗马的熟人——的电话号码，我认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雅士名流……认识我的人也不少。家里有什么在等着我？贫困，怀疑，不由自主的忌妒。我不安地想：回去后我必须要谨言慎行；必须学会另一种匈牙利语，一种在书里面只选择使用的生活语言，我必须重新学匈牙利语……在家乡，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个全新的家乡，在我看来，家乡总有点像同谋犯团伙，新入伙的成员必须学会同谋式的家族黑话。不管我听到什么，我都听不懂背后的含义；不管我说什么，别人理解的都不是我想说的内容。之后，我必须再次“证实”自己是谁——我必须从头开始，每天都得从头开始。我没有什么想否认的，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我回家并不是浪子回头，但也没有人原谅我或杀猪宰牛地欢迎我。我在家乡能够做什么呢？我了解自己的能力和天性。我可以当一名能从每天机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几个小时满足自己文学爱好的记者，我回来的正是时候，趁我还能够跟得上潮流，趁我还没被时尚抛弃……我了解“匈牙利作家的命运”。火车刚一停进凯兰弗尔迪站[328]，我就急不可耐地跳下火车，坐进出租车，想要尽快赶到佩斯。

城市穷困，蒙尘，破旧，悲凉。就像一位正从瘫痪中康复的人：已经能够挪动肢体，能够迈步并说话。在奥克托宫街角，我叫出租车停下，跳下车。大约是晚上七点。放射路[329]上空旷无人；在广场中央，警察正以感人的敬业精神完成着军人式的手势训练，但街上根本就不见车辆。在安德拉什大街尽头，有一辆汽车闪着车灯由远而近；环路上一辆辆有轨电车带着叮铃铃的声响，以沉稳的缓速在轨道上行驶，感觉严肃而隆重。（开始那段时间，我经常从佩斯的有轨电车上烦躁地跳下，我忍受不了它的颓沓、磨蹭和颠簸摇晃；后来，穷困和麻木让我慢慢适应了它，我随遇而安地乘着它咣当驶过一个个小站，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徒步走出几公里远。在佩斯有轨电车的节奏里，有着某种瘫痪、困乏、蓬头垢面的东欧特征；我无法忍受这种滑稽的哼哼唧唧、咿咿呀呀的沉缓爬行……）街上的行人也很少；人们的衣着不是华贵得扎眼，就是寒酸得扎眼。我沿着安德拉什大街从这头走到那头，穿过卡洛伊环路，走到拉库茨大街。旧旅店的窗口亮着灯；就在拉库茨大街上的这家旅店里，我曾度过我的大学时代和国内记者生涯的最初岁月。我走到门洞下，跟楼长聊了几句，得知旅店的老房东已经搬走，他们的女儿，漂亮、聪明的女医生，我年轻时代那位可悲可怕、吗啡成瘾的情人则死于吗啡中毒，安息在城外拉库什凯莱斯图尔公墓。显然，我在这里没有人可找；旅店里面没别的熟人，只有臭虫。我沿着夜色下的拉库茨大街游荡，望着街边的房子，那些摇摇欲坠、经风历雨、饱受历史浸淫的忧伤老楼；我走到楼门前看巨大的庭院，看掸被褥的铁架、门洞墙上的住户名牌和高大、昏暗、占地费料的楼道；我看商店的橱窗，橱窗里展示的商品跟巴黎的有所差异，不能说更漂亮，也谈不上更难看，只是明显能够感觉到差异；在拉库茨大街上的一家成衣店展窗内，样品的布置是那么精心别致，要比贴在旅行社橱窗内、一眼可见桔槔井[330]的霍尔托巴吉草原宣传画更能唤起我的“乡情”。不知道怎么，这种微妙的差异，让我感到一种回乡者常会感到的视觉性眩晕：佩斯显得非常大，仿佛房子已经长出了首都，可能比巴黎还要大，无边无际，像有许多巨人住在这里。我感到自己像一名残疾人，一个侏儒。在巴黎，我从没有感到过如此不成比例的巨大无比。我再次体验到我在大学一年级当“仙鹤”[331]那年曾经感到过的那种眩晕感；在佩斯，我也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在佩斯，住着“真正的成年人”，尤其是许多学识渊博、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一本正经、目光僵滞地盯着外乡人看，仔细解答他们的提问，但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别的，对这些乡巴佬充满嘲笑……我拐上了博物馆环路。

我熟悉这片街区。在佩斯，我也只熟悉几条环路，还有桥那边的布达街巷；我从来不敢钻进佩斯的小巷，以前还不敢沿着维舍列尼大街或希夫大街走，怕有什么东西会砸到我头上，或有谁在背后冲着我嚷——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怕什么。我害怕佩斯。我怕它的傲慢，怕它神秘的熙攘，怕那些陌生的疾走者——他们始终让我感到陌生——在我眼里，他们就像是安特卫普或爱丁堡的原住民。在咖啡馆里，坐着沉思冥想、眼神聪明而多疑、讲话飞快的佩斯人，今天我也很讨厌他们，对我来说，他们是有些见识的可怕天敌。不过在这里，在博物馆环路上，熟悉的幽灵在游荡。在斐乌迈咖啡馆前，在“露台”新油漆过的栏杆后面坐着希尼·久拉，这位高贵、寡言的作家正透过带柄的单片眼镜，目光忧伤地盯着《费加罗报》的版面，他怀着脆弱生灵儒雅的哀伤和痛苦的怀旧，低头阅读法文的“西方新闻”……我很想走到他跟前，告诉他最新的西方新闻，跟他谈论纪德或阿兰[332]；但最终我还是没敢叫他，因为我不能保证他会对我讲的消息感兴趣。他也早成了那样的成年人，“著名作家”——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他和其他所有住在这座城里、在咖啡馆和俱乐部安营扎寨的作家们一样，口袋里揣着匈牙利语校样和法语杂志，心里揣着苦涩而智慧的教训；要想说服家乡“真正的作家”，比说服纪德或托马斯·曼困难得多……我这样觉得。我从大学门前路过，走进大学隔壁的奶制品市场；在我青年时代经历过起义、革命的岁月里，我曾在这里为了买干酪和面包排队到天亮。我曾跟厄顿一起坐在这儿，但厄顿也已经离世了。我们曾在这里等候革命的消息。我曾在这里阅读格伦瓦尔德·贝拉[333]的《关于旧匈牙利》，在这里，我们似懂非懂地期待“新匈牙利”诞生，但那只是讲演者的哈气，从嘴里吐出来便蒸发掉了……我已经十年没来这个充满酸臭奶味的地方了；我坐到窗边一张旧桌子旁，就在这晚，就在这个奶制品市场内，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回家了。青年时代的气息在我周围弥漫，那是贫穷与绝望的氛围；我这一代人，我的同龄人，正是从这个奶制品市场出发的，我徒然在此间走遍了世界，现在我又从头开始。这时候，一位恰巧来这儿的老记者在我隔壁桌旁坐下，我认识他，我走到桌前向他问好。他正在费劲地敲半生的煮鸡蛋；他抬眼看我，点了下头，然后高兴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