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21/33页）

她这么做想要得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女人一旦陷入爱河，都会成为巫师。她想要我一直随身携带此前她身上也佩戴的物件。她想借此与我联系在一起，传达某种信息。考虑到她的地位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她这种迷信的阴谋实际上是非常害人的。但她这样做了，因为她一直在等待。

当我明白了一切——因为紫色缎带传达了信息并告诉了我一切——我感觉到了奇怪的恼怒。我忘记了这个小小的阴谋，我报复性地审视着我自己。你知道，就像一个人发现他所有的计划最后全都落空了，一切都被打乱时的感觉。我知道，这个住在隔壁街区的女人等了我整整十年，在愤怒之余，我还感到了一种特别的镇定。我不想夸大这种感受。我也没有制订计划。我没有对自己说：“你瞧，这就是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掩盖的东西，你一直不对自己承认的事情；现在你知道了，某些人、某些事比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社会角色、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更重要，在你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伟大而扭曲的激情，虽然你一直都在否认……但激情一直存在，并且在某个地方等着你，不肯放过你。这样也好。现在那种紧张不安已经结束。你的生活和工作也并非完全没有意义，生活还是想要你做些什么的。”这话不是我说的，但我也不能否认自己从发现缎带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安心平静了。这些伟大、持久的感受过程发生在我们体内的哪个部分，是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还是在我们的理智中？……我的理智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否定了这一切，但是我的神经却仍然保留着印记。而现在，当另一个人给我传递信号时，以这种常规和粗俗的方式——所有恋爱中的女人都会有点粗俗，她们最愿意在每一张上方压印着彩色的玫瑰花、紧握的双手和相互亲吻的鸽子的纸上写下自己的情书，她们最愿意把爱人的几缕头发、几条手帕或是其他迷信的纪念物装满口袋！——总之，我终于心平气和了。就像所有的瞬间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被赋予了某种模糊的、难以理解的、意料之外的意义：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是的，甚至还有我的婚姻……这个你明白吗？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你知道，生活中一切都必须要发生，一切都必须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又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决定、幻想或意愿，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多少帮助。你是否注意到，要想把家里的家具全都摆放到一个永远不再需要移动的最终位置上是多么困难吗？几年过去，尽管你已经觉得一切都刚好在其应该在的位置上了，但你同时又一直有种模糊而不适的感觉，觉得哪里并没有完全摆放得当，要么是扶手椅的位置不对，要么是现在摆放碗柜的位置本应该放桌子……然后，十年或二十年后（可能在这些年里你从未感到完全的舒适，你觉得家具和空间的搭配一直都是不相称的），有一天当你穿过房间时，你可能一下子就看清了错误的所在，一眼就看透了房间的内部布局和秘密秩序，然后你便移动了几样家具，并看到而且相信一切终于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几年内，你确信房间终于达到完美的状态了，觉得自己的布置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是日后，或许再过十年以后，你又会感到不满了，因为随着我们的变化，我们周围的生活空间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因此人的周围根本不会有什么完美的最终秩序。而我们对待生活秩序的方式也是如此，我们会建立起一系列方法，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信我们的生活时间表是完美的，早上去上班，下午散步，晚上参加文化活动……之后有一天，我们又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够藉以继续承受生活或使生活有意义的方式，其实就是把它完全颠覆掉。这时我们感到不解，我们怎么能够忍受如此不可理喻的生活秩序这么多年？……我们周围的事物和我们自己内心都是这样变化的。另外，一切都只是暂时的，甚至连新秩序，内在的安宁也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都是根据变化法则而形成的，终有一日它们会失去效力……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甚至连我们自己，还有那些属于我们的一切也会失去效力。

不，这不是“伟大的激情”，只是有一个人让我明白，她一直就住在附近，在等着我，以这种笨拙的方式，这般粗俗的方式。那种感觉就像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之中窥视着我。那是我的秘密，这个秘密一下子给予我的生活一种特定的内涵和张力。我不想利用这个秘密，也不想去面对荒谬、痛苦或者暧昧的状况。从那一刻起我过得更加平静。

直到有一天阿尔多佐·尤迪特从我母亲家消失了。

我给你讲的是许多年前发生的故事，有许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也不再那么重要……现在我要讲述的是一个无产阶层的女人，讲述其中跟我有着重要关系的部分，而略过有关警察的那部分情节。因为所有的这类故事都会在某个节点上牵扯到警察或法院侦查员之类的角色。生活总会有一点惩罚，假如你还不知道这一点……拉扎尔曾经跟我说过一次，但我当时觉得这种假设是一种侮辱，不过后来，在我自己的官司开始之后，我完全理解了。因为在生活中，我们都不是无辜的，所以都会在某一天接受审判。无论是被判刑还是被免罪，我们自己都很清楚，我们不是无辜的。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她消失了，就像被缝进麻袋丢进了多瑙河一样。

有一段时间，我对她的离去并不知情。那时我母亲已经一个人住了，而多年以来一直是尤迪特在照料她的生活。有一天下午，我去拜访母亲，一个陌生仆人出来开门，我这才知道尤迪特离开了。

我知道，这是她能够用来告诉我的唯一方式。毕竟她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任何权利要求我什么。两个人之间的数十年的官司不可能用大声争吵和辩论来解决。最终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采取行动。也许，在这期间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三个女人——我的母亲、我的妻子和尤迪特——都保持沉默。这是她们共同的事务，需要在彼此之间以某种方式解决掉，然而对我，她们只需要告诉我她们决定的结果就可以了。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尤迪特离开我母亲家，去了国外。但这一点也是后来我的一个警官朋友在护照办公室做了一番侦查后才得知的。她去了英国。并且我还发现这不是一时冲动的突然决定，而是一次深思熟虑和成熟已久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