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迪特……和尾声（第18/39页）

围城之后，我看清了某些现实，就像用小刀割去眼中的白内障一样，我一瞬间无法呼吸，因为我看到的那些景象非常有趣。

城堡还在燃烧，我们从地下室里爬出来。女人们穿得像老太婆，披着破布，满脸煤灰，她们相信这样就能免于被苏联人强暴。死亡的味道，地窖里尸体的臭味渐渐从我们的衣服上和身体上散去。在人行道的边上，远近随处可见被弃置的粗大炸弹。我走在宽敞的街道上，走在尸体、瓦砾堆、废弃坦克、带着破损机翼的“老鼠”飞机[64]的骨架之间。我穿过克里斯蒂娜区去维尔麦佐公园方向。我有些恍惚蹒跚，由于周遭的空气，由于冬末阳光的照耀，还由于我意识到还活着……但是我已经打起精神，慢腾腾地拖着步子向前，就像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因为他们已经飞快地在多瑙河上临时搭起一座桥。那个凸起的、草率搭建的东西就像单峰骆驼的背脊。苏联军队警察强行招募工人，让他们在架桥兵的指挥下两周内建好了大桥。就这样，又能从布达去佩斯了。我也跑得气喘吁吁，竭尽所能地赶路，因为我也要不惜任何代价尽早过桥到佩斯去，因为我再也无法忍受……忍受什么？再次见到老宅？当然不是。现在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

桥可以通行的第一个早晨，我冲到佩斯，因为我想去市中心旧杂货店买洗甲水。

你为什么呆望着我，就像看着一个疯子？……事情就像我向你描述的一样。布达还在燃烧，佩斯上空的烟幕退去，房子显露出来。但是在那两个星期，我们待在一个公寓的地下室里腐烂，男人、女人和孩子……在那里我周遭的人挨着饿，大声叫嚷着，一个老人因受到惊吓而死去……我们都肮脏极了，因为没有水……这两周里没有什么比我忘记把洗甲水带到避难所更让我难受的。当最后一声警报响起而开始了围城，我进入地下室，指甲上涂着胭脂红色的蔻丹。之后我就留在那里，带着殷红的指甲度过两个星期，直到布达沦陷。我的红指甲也由于污秽不堪变成了黑色。

因为你知道，那时我也在指甲上涂红色的甲油，就像摩登淑女一样。男人是无法理解这点的……但是在围城期间，我紧张得要死，不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冲到佩斯的那家古老的杂货店，在那里可以买到上等的洗甲水，就像战前和平时期一样。

我每次支付五十潘戈给心理医生，这样我可以一周三次躺在他诊所的长沙发上，然后讲述肮脏下流的东西，因为有钱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都要遵守……他似乎很明确地向我解释，我想要从指甲上除去的不只是肮脏的甲油，而是另一种污秽，即围城前我生活中的肮脏……但这也未必尽然。我只知道，我的指甲不再是红色，而是黑色了，我要从中解脱出来。因此在第一天，一有可能，我马上就奔过桥去。

我走到街上，走在曾经住过的家园里，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个熟人。他是个水管修理工，出生在这个区，是个正派的老人。就像那时的很多人一样，这个人也留起了灰色须髯，把自己扮成老年神父的模样，希望这样苏联人不会强迫他工作，或者放逐到更远的叶卡捷琳堡[65]。这个小老头背着一个大包裹。认出他，我感到很高兴。这时，我突然听到他对着住在马路对面一栋被战火毁坏的房子里面的锁匠大叫：“耶诺，快去市中心，那里还有东西！”

而另外一个瘦高个锁匠用嘶哑又欢欣的声音回答：“你告诉我这个太好了，我马上去！……”

我站在维尔麦佐公园旁边，长时间盯着他们看。我看到一个年老的醉醺醺的保加利亚人，他以前在冬天给有钱人家里送木柴。他正从一栋大楼废墟中走出来，小心翼翼、忧心忡忡地，就像复活节时神父在列队行进的仪式中托着圣物那样虔诚。他高举着一面金边镜子。镜子在冬末香槟色的阳光下闪着光芒。那个保加利亚大叔虔诚地迈着步子，举着金边镜子，就像某人在生命的尽头，终于从仙女那里得到童年一直暗自期盼的礼物。那一刻，保加利亚大叔偷了面镜子的情形耐人寻味。他平静地走在废墟之间，就像这个世界上开始了一场盛大的庆典，而这场隐秘的庆典的魔力在于他是赢得免费奖品的幸运者之一……他，一个保加利亚人，带着他偷来的镜子。

我揉了揉眼睛，目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然后本能地朝老人走出的那幢破败大楼走去。大门还矗立在那里，但是在楼梯的地方，瓦砾堆起的小山丘通向楼上。后来我听说，这栋布达老房子被三十多枚炸弹、地雷、手榴弹击中。这里也住着我认识的人，一位是女裁缝，我有时也请她做一些活；另一位是给我的狗看过病的兽医；住在一层的是一位最高法院的退休法官和他的妻子，有时我跟他们一起在布达一家老甜点店——“八月”里吃下午茶。克里斯蒂娜区一直就像一座奥地利小城，不同于布达佩斯的任何区。那里原住居民和后来搬到那里的人关系亲密地居住在一起，处于一种细腻又平静的和谐之中，没有任何目标或者意义，只是每个人都属于同一阶层，属于那种靠着退休金或者小买卖谨慎积累起财产的市民阶层。如果来自低阶层的人误入这里，也能够从一直住在那里的居民处学会他们的态度，谦虚而知礼数。锁匠和修理工就是这样的……克里斯蒂娜区居住着一个大家庭，一个举止文明、尊重法律与权威的大家庭。

在这栋楼里居住的就是这一类人，此刻一个保加利亚人正举着从废墟里偷来的镜子从楼里出来，急匆匆地消失了，就像先前住在这里的水管工和铁匠一样，他们相互鼓励着，布达正在燃烧，既没有警察，也没有其他的法律秩序，那么狂欢继续进行，而他们的行为也就是正确的，而且市中心还有未被苏联人和流氓夺走的其他东西。

我耳边再次响起水管工的尖叫，就像一段旋律……那是一个流氓的叫声，一种犯罪分子同盟的尖叫。我走进这座熟悉的房子里，从瓦砾堆攀爬到楼上，突然我发现我置身于最高法院法官的住宅里，在中间的客厅里。我认出了这个房间，因为有一次，年老的夫妇邀请我和我的丈夫在这里喝过茶。房间的天花板没有了，一枚炸弹劈裂了屋顶，二楼的会客室连同房顶一起也被毁掉。而现在，地面上躺着一切……天花板的大梁、瓦片、窗框、上层公寓的一扇门、砖块和灰浆……还有可怜的家具碎片，一条皇家风格的桌子腿、一个玛丽亚·特蕾西亚时代[66]的柜子的正面门楣、玻璃柜、吊灯，所有一切都混在一堆疏松、潮湿的稀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