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第2/12页）

我把“血腥玛丽”放到你跟前，你尽管倒吧。老板？……不用管他。他正全神贯注地坐在玻璃门后。对，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他正在点钱，不会朝这边看的。他是个好人，摩门教徒。他不喝烈酒，只喝热水，爱用高脚杯喝。他不抽烟，因为他是个有道德的人。他从犹他州来，这些人都住在那里。他来纽约什么都没带，只带来一本《圣经》和娶两个老婆的摩门教习俗。其中的一个是他在这里，在曼哈顿娶的。他是一位连锁店老板，开了八家酒吧，其中两家在哈勒姆区。不过我们这家，开在百老汇街角的这家，是最高雅的。

你知道吗，在这附近有两家剧院。一家是唱歌的，一家是说话的。如果他们只是说话，有时候会引起台下的骚动，因为观众不能忍受那么多的废话。我一家剧院都没去过，但是有一天，我花了一张富兰克林，看了一出只说话的剧。我想，让我也当一次天使吧，赞助一把文学。怎么，你连谁是天使都不知道？……哦，就是扔钱看戏的人。只要百老汇上演一出戏，司机、饭店门房、大堂主管，全都会当一把守护天使。我运气不佳，白扔了一张百元大钞，舞台上说话太多了，这里的观众不喜欢这个。最好还是有音乐伴奏，台上又打又踢还唱歌。我不再赞助作家，也不赞助文学。说来说去，还是玩宾果游戏最保险。但你还是在你的车库里等你的好运吧。

兄弟，你在这里必须勒紧裤腰带。这是一个知识的世界。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之前，你必须格外小心。我在这家酒吧里已经工作了五年了，我也成了一位先生，有经验的长者。但我始终还在学习。这家坐落在百老汇隔壁的酒吧里坐的大多是“鸭蛋脑袋”。你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脑袋看上去像鸭蛋、头顶尖、长雀斑的家伙。有的人长满络腮胡子。都是些非常聪明的绅士。你都想象不出他们拥有多么大的权势。我在柜台后听他们讲话，一直听到早晨。他们大约午夜时分才来酒吧，这时候，那些很在乎氛围，喜欢在红玻璃罩内的烛光映照下喝酒的客人们已经离开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他们自由地攀谈。你可以想象，我非常注意听他们讲话。

这是一个权力无边的危险种群……鬼才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但他们比那些大老板还有权势。所有人都惧怕他们。假如谁不讨他们喜欢，就连总统他们也敢杀。有时，当我听到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下一个该轮到谁了，接下来他们该把哪个家伙干掉，我会惊得目瞪口呆。佐拉的记者们也到这里来，他们给报纸写社会新闻……我听他们议论，谁什么时候跟谁上床了，用什么样的体位做爱。因为，你看啊，新闻自由……可以自由地攻击跟他们不是一拨的人。然后写进他们的书里，印出上百万册，他们就这样传播文化。在所有的犄角旮旯，地铁里的书报亭，各种各样的超市里，到处都堆满了文学。我们这类人根本无法想象，这需要去上比学敲鼓更高级的学校。你看，我亲爱的朋友，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我曾在马泰绍尔考[96]服过役，我们偶尔会去“文化馆”[97]，去找小姑娘们。我能够跟你讲的只是，跟我从这里的吧台后听到的文学相比，马泰绍尔考的吉卜赛人妓院称得上是“道德教育学校”。在那里，至少每一位绅士都知道用他的钱进行交易。他们一旦达成协议，老鸨顶多会补充一句：“骑士先生，如果您再添一张十块的票子，瓦莱斯卡连衬衣都会脱掉。”我说了，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我对妓院了如指掌，我还是愣小子的时候就常去那种地方。如果把我经历过的一切写下来，我敢说，不会比当下被称作文学的那些东西更糟糕。这些作家也跟瓦莱斯卡一样，能够为了钞票脱得一丝不挂。连女作家都这样，不光只是男作家……他们为了金钱可以连裤衩都不穿，只要人们乐意看，看了正面，可以再看背面。我们在佐拉了解的文学，跟这里的完全不一样……父亲每年买一本挂历，那就是一切。现在我在这里听到这些，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为旧金山的一个恶棍写一本回忆录，可以挣五十万美金。或者写一本自白，讲男孩怎么变成女孩或姑娘怎么变成小伙子，凭这个就可以跻身文坛。这是一个荒谬的职业，兄弟，比敲鼓要命得多。

但是也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客人们在酒吧里讲述的这样。也许这一带也有跟他们不一样的作家。我曾经听到两个偶然来这里的陌生人热烈地讨论另外一种文学会是什么样的。谁也看不到，只能听说，因为作家已经绝望地将自己送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两个家伙是偶然闯到我们这儿的，他们没有喝“血腥玛丽”，只是喝啤酒。是的，他们很穷很可怜……身体瘦弱，是作家类的，但属于我的情人在罗马谈到的那类作家……用不着非常仔细地观察，连瞎子都会看到，他们置身于这场狂欢之外。也许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另类的作家？……也许他们是大多数，只是没有获得喘息的空间？因为，当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小声交谈时，我也听懂他们说的话，确实存在另一类作家。比方说，他们写诗，一气呵成，流在笔端，就像裴多菲[98]那样……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够肯定的是，这类作家很少到我们酒吧里来。

是啊，打鼓。那是我最想干的事，也是让我最遗憾的事。我并不是说在酒吧里当酒保有什么不好。有固定的收入，有免费的食品，还有小费。可以在这里安心地生活，直到退休。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的命运也很不错。我结识了一位富有的爱尔兰寡妇，年纪有点大了，但对我非常好……你要知道，我有汽车、住房、电视，还有一台电动割草机，放在外面的走廊上……我没有花园，但割草机是需要的，那是身份的需要。冬天时我跟未婚妻去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像过去住在蓝色海岸[99]的公爵一样。从挣钱的角度看，离开家乡是值得的。但只要我一想到艺术，心里就非常难受。如果不能搞音乐，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我怀着惆怅和记忆在这里生活，就像科苏特[100]在都灵。

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艺术家都不可能忘掉艺术。我偶尔会回想起来，布达佩斯围城战之后，坐在酒吧里敲鼓，音乐从我的内心里涌出，我听从自己真正天赋的指引。酒吧几乎沦为了废墟，人们稍作打扫，腾出一块地方。有壁炉，有氛围，有拿破仑威士忌，有人民民主所需的一切。我在音乐圈里颇有名声，新贵们需要一位鼓手。工作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有时我回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那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接管了那个地方。酒吧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新的统治者们常去那里，他们出手大方，挥金如土。有时也会来一两个旧时代的军官，都是狡猾的老狐狸，他们攒了几个钱，现在来我们这里借酒消愁……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在迷幻中逃回旧日时光。一九四八年，当新的老爷们来这里享乐，情况发生了改变。终于又有了听我们演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