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科姆·霍克（第6/19页）

巴斯科姆·霍克走进的这个事务所共有两个房间，一间在前，一间在后，呈L形，位于该楼的拐弯处，所以向外看出去，就可以看见大楼突出来两翼，看见每一层里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在做口授记录，咔嗒咔嗒地打字，颇有权威地走来走去，接听电话，或者双手托着后脑勺，把脚安稳地搭在附近结实的物体上，神情温和、梦游似的凝视着天花板，他们会极其频繁地做出这个动作。透过前面那间屋子宽大、经常脏兮兮的玻璃窗，可以看见法纳尔会堂[5]，还有宏伟、喧闹的市场。

从这个角落看见和感受到的场景是丰富多彩的，但是，这两间肮脏的办公室和全国各地那些成千上万、不讨人喜欢的办公室一样，正如旅行指南中所讲，这些光线暗淡的办公室只提供“少量供游客使用的物件”：几把椅子，两张伤痕累累的拉盖书桌，一张打字员专用桌，一个破破烂烂的保险箱，上面搁着一沓快被翻破的账簿，一套绿色的文件柜，还有一个油乎乎的绿色大水桶，里面时常装着半桶铁锈色的液体，从来没有人喝；还有两个痰盂，之所以放在那里，是因为布里尔是一个爱随地吐痰的男人——除了标识牌之外，这些物件上面都贴了几张房屋的照片，下面还写着它们的价格——多尔切斯特，八间房，6500元；梅尔罗斯，五间房带车库，4500元；等等——这就是办公室里的摆设，而第二间屋子除了物件的摆放位置不同之外，其余都跟第一间一模一样。

要进巴斯科姆·霍克自己的“办公室”——就是那间被巴斯科姆·霍克称之为“斗室”的小隔间——老头儿得穿过里面的房间，打开另一端的隔门。隔门很薄，是漆面木头和釉面玻璃做的。这就是他的办公室，是从大一些的房间里分隔出来的狭小空间，里面只勉强容得下一个脏兮兮的大玻璃窗户，一张又破又旧的写字台和一把转椅，一个破得不成样子的小保险柜，上面放着一堆堆泛黄的报纸，还有一个装了玻璃门的小书架，里面有两层隔板，上面放了些旧书。看看这些书，你会发现四五本破破烂烂的法律方面的书，厚重的牛皮封面，散发着一股霉味——一本是合同方面的，一本是房地产方面的，一本是关于名称方面的——一套马修·阿诺德的诗集，共两本，翻得破破烂烂的，书页都卷起来了；一本同样破旧的《衣裳哲学》[6]；一本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散文集；一本希腊文的《伊利亚特》，空白处有泛黄的小字注解；一本几年前的《世界年鉴》；还有一本很旧的《圣经》，用了很久了，还有巴斯科姆非常吃力地、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小字注解。

有时候，要是老头儿迟到一会儿，他会发现同事们比他来得早。打字员缪里尔·布里尔小姐是约翰·T.布里尔先生的大女儿，她的两条粗腿交叉着坐在打字员的椅子上，俯下身子去解她冬天穿的长筒套鞋的金属搭扣。其实，在有些季节里布里尔小姐也是不穿套鞋的，只不过我们的记忆总会鲜明、强烈地和人们的某些姿势联系起来，这些姿势会不可思议地成为他们的特征。因此，凡是在这个时间里常来这些办公室的人都会毫无疑问地记得布里尔小姐解套鞋的情景。这可能是因为有些人总是属于某些季节的，而这个姑娘是属于冬季的——她不属于暴风雪或者怒号的狂风，也不属于翻卷、舞动的白雪，而是属于灰暗、阴郁、肃杀的严冬：无休无止阴郁、单调的日子。她没有什么生气勃勃的色彩，她的身体笨重、肥胖，一张线条粗重的脸苍白而呆滞，她的脸不是自上而下越来越窄，而是越来越宽：上面较小，下面又粗又笨。就连说话，她说出的每个字也好像是由机器自动选择的，事后你能记起的也只是那种了无生气的呆滞。有人进门时她总会说：“……你好啊！……你变得好怪呀！……你好久没来了，是不是？……我前几天还想着你有多久没来了……我还以为你把我们都给忘了呢……嗨，你最近怎么样啊？我明白了，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嘛……我吗？……噢，还行……总是很忙吧？我就知道！我还行……你找谁啊？爸爸？他在里边……好啊，行！进去吧。”

这就是布里尔小姐，此刻她正弯下腰解开鞋子的搭扣，而塞缪尔·弗里德曼先生往往也会在跟前轻快地搓着他那双干瘦的小手，或用一只手掌搓着他另一只手的手背，来加速血液循环。他是个瘦小的年轻人，一个孱弱、苍白、有着一张精明的黄鼠狼脸的犹太人：他每天也会沿着大街行走或者成为在地铁蜂拥的人群中毫不起眼的一个——你可能想不起他们，也记不清他们的外貌特征，可他们充满了这个世界，他们构成了生活。无论是财富方面，还是肤色和气质方面，弗里德曼先生都无法和他同族的犹太人相比；在无休无止、灰暗的日子里，阴郁的天气似乎浸入了他的灵魂，也浸入了其他人种的灵魂里——爱尔兰人、早期的新英格兰人，还有犹太人——它给他们赋予了单调、刻板、精明、吝啬和乖戾的基调。弗里德曼先生也穿着套鞋，他的衣着整洁，一丝不苟，有点破旧，还磨得发光，他在搓着他那又小又干的手说话时，你可以闻到一股潮气融化的气味和热橡胶的气味。他说：“天哪！我很不喜欢早上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啊！我起床时说，‘天哪！’我老婆说，‘咋啦？’我说，‘天哪！你出来一会儿，就知道咋啦。’‘冷吗？’她说。‘冷吗？！那还用说？！’我说。天哪！那霜下得可真厚啊！沥青路面上的水也结冰了。她居然还问我冷不冷！‘当然冷了！’我说。‘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吗？’我说。噢，我真舍不得我的床啊！天哪！我一直在想今天将要在布伦特会面的那个家伙，越想就越讨厌他！我想我还没出门，双脚肯定就冻成两个冰疙瘩了！‘天哪！但愿那辆破公共车还能走。’我说。‘要是还得把那些破冰给弄化，’我说，‘我就不去了。’天哪！嗯，一点没错，我从未遇到过麻烦，就好像那破车能不能走和她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在他自言自语之际，布里尔小姐会竖起耳朵，不时地用简单的感叹词表示同意：“呃！”这是她常发出的声音，和“是的”意思差不多，可听起来比“是的”更加不置可否。这似乎是对说话者表示同意，让他知道她在倾听，并能理解他，可这既没有给听者传递任何意见，也不表示真的赞同。

现在出场的应该是这个办公室的第三名成员了，他是个名叫斯坦利·P.沃德的绅士。斯坦利·P.沃德先生是个整洁的人，中等个头，五十岁上下，他体型较胖，皮肤粉嫩，胡子修剪得很整齐，肚子微微突起，紧紧地裹在洗刷干净、熨烫平整、合身的衣服里。他的穿着比较讲究，显然，他暗自感到很满意。他把自己打扮得整洁、漂亮；他走路较快，步子不大，肚子溜圆，走起路来很像一只腆着胸脯的鸽子。他通常都很安静，但精神很好，他的嘴角总是挂着微笑——这是一种相当精明、开心的神情。他的那种笑使有些人微微感到不安：那笑里面带着一丝刻意的做作，好像他不会和其他人一起分享他真实的想法和感受似的。事实上，他似乎已经发现了某种重大的、隐秘的力量，某种高深的知识和智慧，这种东西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好像只有他才是“选民”，其他人都不可能是。你要是对斯坦利·沃德先生有这种印象，那就对了，因为他是个基督教科学派信徒，是那座教堂的一个顶梁柱——那可是个大教堂——亨廷顿大街的母教堂，因为每个礼拜日，你都会在教堂巨大的穹顶下看见沃德先生，他穿着时髦的条纹裤子，橡胶底的鞋子和前襟收短的礼服，温文尔雅，一言不发，熟练地把信徒们引领到座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