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豹(第7/11页)
* *
门板噼啪破裂,我被吵醒,伸手拿取眼镜,但是眼镜不在床边的小桌上。哪有什么床边小桌?我刚才在长沙发上睡着了。我还没坐起,有人已经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到地上,我摔了个狗吃屎。有人用膝盖顶着我的肋骨,我被紧紧制住,气喘吁吁,双手猛烈挥动。我想说我不是试图逃跑、我只是想要吸口气,但是那个膝盖愈压愈紧,似乎打算进驻我的椎骨间。
“我的眼镜。”我喃喃说道。有人架着我站起来。
我得到的答复是眼镜被踏碎的嘎吱声。
“我看不见。”但就算那人听见我说话,他也不在乎。
“这是什么?”另一个人边问、边把一个灰蒙蒙的图像举到我面前。啊,芭蕾舞者,我明白了。我肯定忘了收放照片就睡着,结果照片搁在咖啡桌上,一进门就看得到。一秒钟之后,他把一个画框推到我手中,画框中是一幅领袖肖像,肖像背面是法国画家亨利·卢梭的丛林狸猫。
“这幅肖像不只一面。”有人惊叹。
“没错。”另一个人说。“而且他会像这幅肖像一样被钉在墙上。”
走廊通道上,有人拉扯一条似乎是深红色的带子——我猜肯定是封条——封住一扇关着的门——我猜肯定是我家的门。他们带着我下楼,一部汽车在外等候,他们把我推进后座,史帕拉尔卡监狱的拷问室早在数星期前就已不敷使用,我们只可能前往克列斯提监狱。
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漫无目的地前进,开过半个城市,最后终于抵达红色砖瓦的监狱。监狱位居涅瓦河的另一侧,从我的公寓远眺,隐隐可见。他们拉着我走过几道门,丢下我离开。有人抓住我的手指,按在一小团湿湿的软垫上,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叫我像是弹钢琴一样在纸上按键。接下来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有人递给我一个小牌子,叫我拿好,镁光灯一闪,照相机的快门“啪”地闭上。
“我犯了什么罪?”我问了又问,但无人回应。他们是低阶的职员,在他们眼中,我一文不值。光是被捕,就已形同判刑,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若是个嫌犯,就形同囚犯,囚犯形同尸体,尸体形同数据。我的姓名、我的声音已经消失在数据中,所以何必浪费时间回答、让人以为我的问题很要紧?
帮我搜身的男人用力拉扯我的手脚,好像我是一张折叠床。他检查我的脚趾之间、包皮之下、耳朵之内。他翻开我的眼睑,搜查我的嘴巴,看看有没有中空的牙齿,他用他的笔戳戳我的鼻孔,一举一动都像是一个受尽虐待的人般粗鲁大意。他叹气,喃喃自语,好像这套装模作样的把戏只会损害他的尊严。
当他搜身完毕,我获准穿上衣服。当我穿好衣服,他松开我的鞋带,把鞋带拉出来,然后解开我的皮带,飕的一声抽出皮带。“你在做什么?”我问。他拿起小刀直直划开我的衬衫,已示回应。纽扣叮叮当当掉到地上,他捡起其中一颗,然后刀子一挥,切断我内裤的腰带。“你在干吗?”我又问了一次,口气较为急迫。
“自杀是犯罪之人最后的颠覆行动。”男人边说边离开。我的鞋子从脚上掉落,我的长裤从腰间滑下,我的衬衫垮垮地松开。
“谁有办法用内衣裤自杀?”我在他的身后大喊,但是门已经关上。
我一只手拉拢衬衫,另一只手抓住内裤和长裤。我小心翼翼地踏入灰蒙之中,往前跨了几小步,发现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把凳子和一张桌子。沃斯卡也被带进一间类似的拷问室吗?或是一间完全相同的拷问室?难不成就是这一间?不,不可能:这里应该关了另外六个犯人,如果克列斯提监狱爆满的传言属实,甚至可能关了十二人,即使传言的可信度只及百分之五十。我不特别,一点都不特别。
两个人的脚步声踏入房里,一双强壮的手抓住我的腋下,拉着我坐到凳子上。
“他哪里有毛病?他瞎了吗?你哪里不对劲?”桌子对面传来一个声音。
从何说起呢?
接下来的九小时,拷问者再三询问同一些问题。“你和那个蒙羞的舞者什么时候取得联系?”“那只残缺的手代表什么意义?”“你跟其他几个波兰间谍保持联络?”我们好像骑着丑怪的旋转木马绕来绕去——他做出同样指控,我做出同样否认——两人皆误将绕圈视为进展。
“我不认识舞者。”我解释。“至于她的手,那只是辛苦了一天之后的小错误。我一时失手,所以我把照片带回家,借此掩饰我的错误。”
我精疲力竭,口干舌燥。拷问者保证给我一张床、清水、五道菜肴的餐点、我的自由、一瓶伏特加,他保证什么都给我,我只需坦承事实,说出真话。
“但我已经说出真话!”
拷问者叹了一口气,显然难掩失望之情。静默之中,我想象他对着他的文件皱眉,我不必照镜子也知道他跟我一样满脸挫折。“我们明天继续。”他说。
我索取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狱卒大笑,拉着我站起来。我若试图坐下,他就踢我一脚。我若靠向墙壁,他就踢我一脚。“现在几点?”我问,他就踢我一脚。我曾经想象监狱里一间间冷冰冰的实验室,不锈钢仪器飕飕作响,拔除囚犯每一根神经,激发种种痛苦。口干舌燥,剥夺睡眠,不时被无所事事的狱卒踢一脚。这类处置似乎非常过时,但相当有效。我的双脚在缺了鞋带的鞋子里肿了起来。我昏昏欲睡,手一松,长裤和内裤掉到地上。狱卒当然又踢我一脚。我接受拷问,强睁着眼睛站立,不时被狱卒猛踹一脚,继续接受拷问,如此一再循环,不断持续。克列斯提监狱的拷问者没有证据,所以他们打算一再拷打我,直到我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词,为自己定罪。但是他们不需要证据。他们想要编造什么都行。
拷问了三次之后,拷问者开始恳求我忏悔。
此举简直荒谬,但出奇的感人。直至目前为止,拷问者操着平板的声调,询问着一个个令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会儿他却变成一个满心苦恼、可怜兮兮的家伙。他需要我的忏悔,借此证明我们当中确实有人沦为罪犯,同时确认司法体制绝对可信。我想要安慰他。
当部长走进来,我说不定已经连着几天没阖眼。他叫当差的狱卒退下,等到狱卒随手把门锁好,他才跟我打招呼。
“我的老朋友啊。”他神情哀伤地说。“你帮你自己惹了什么麻烦?”
“今天星期几?”我问。我只能靠着脸上的胡楂判别过了几天。
“星期五。”
哪一个礼拜?哪一个月?我试图想象那副一星期六天、一个月五星期的日历。五年前,为了劝阻人民尊奉宗教仪式,党部废除了星期日。星期五傍晚,我通常买一条巧克力棒,庆祝一星期的工作划上句点。我紧抓着他的话,好像握住一条绳索。“星期五。”我重复一次,一再默念,让自己陷入过去那段属于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