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第15/93页）

他母亲再婚了。在他青春期的时候，弗雷迪觉得待在德国犹太青年组织要比待在家舒服。每次放学他都会直奔那里，而且总是有理由向母亲解释为什么回家晚了：青年领导委员会会议（他已经是其中一员）、组织徒步旅行、体育比赛、总部维修工作……然而，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他与和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女孩的交往能力却越来越差，很多人不愿意和他分享他们神秘的犹太复国主义想法，也不愿意和他分享体育锻炼的激情。他们开始邀请他参加晚会，在那里大家都开始找自己的另一半，但弗雷迪感觉不舒服，便借口说不去，直到最后他们便不再邀请他。

他发现自己最喜欢的还是给那些比他小的组织球队和比赛，这让他感到很舒服。组织排球队、篮球队的激情使得孩子们都被弗雷迪的热情所感染。他的球队永远都能战斗都能进决赛。

“加油！加油！继续！跟进！继续跟进！”他站在场外向孩子们喊着。“如果你不为胜利而战，那失败之后就不要哭！”

弗雷迪·赫希不哭，从来都不哭。

一下一上，一下一上，一下一上。

对他来说，唯一的哭泣是汗水，来自于长时间做俯卧撑时，紧绷的肌肉进行着机械性的拉伸和收缩。他很满足地站了起来。能让一个男人感到满足的就是闭口不谈事实真相。

5

鲁迪·罗森博格在比克瑙待了差不多两年，这简直就是个壮举。一次不幸让他成了一个十九岁的囚犯，而且还谋得了一份记录员的工作，就是准时把那些登记新囚犯和死囚犯的册子带到一个地方，而在那个地方，人的活动行为非常受限。他的这份工作对于谨慎的纳粹分子来说极其重要。因此，鲁迪·罗森博格不穿统一的条纹制服，总是自豪地炫耀着自己的那条任何时候都舍不得丢弃的旧马裤，但是这在奥斯维辛来说已经是很华丽的服装了。除了看守、厨师以及一些可信任的职位，比如记录员或是营地的秘书之外，所有的囚犯都穿着脏兮兮的条纹制服。但极少数的情况例外，比如家庭营地。

经过隔离营的哨所，面对与他对面而过的卫兵时他会报以囚犯们亲切的微笑。他告诉卫兵们他要带着这些名单去男囚营，他们都没有刁难他。

走在比克瑙集中营外部的营地道路上，在这样一个冬日的下午，远处森林的一排排树木看上去有点模糊。一阵微风给他带来了灌木丛中蘑菇、苔藓的香味。这一刻他闭上眼睛细细品味。自由的味道有如潮湿的森林。

他们已经召开过一次秘密会议来讨论那个神秘的家庭营地。年轻的记录员再次想起了几个月前一些事情。在集中营这个可怕的地方，之前发生的事情大家都记不住日期。就像是指南针靠近北极就会失灵一样，在奥斯维辛大家也都不知道日子。

那是9月的一个早晨，他像往常一样等着同样的东西：穿着制服的囚犯。他们一个个畏畏缩缩、头发全被剃光，而且对来到奥斯维辛这个被铁丝网围起来的、闻起来有股肉烧焦的味道的世界感到很茫然。但当他抬起头来，忽然看到桌子后面有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孩，扎着两条金黄色的辫子，手里抓着一只毛绒绒的玩具熊，并露出开心的笑脸。小女孩也看着他，他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经过了这么多的暴行，这个斯洛伐克人已经忘记了还可以以这种方式面对世界：没有恐惧、没有怨恨、没有愚蠢的行为。她只有六岁，在奥斯维辛居然还能活着，他觉得这就是个奇迹。

无论是他还是抵抗组织都没有解释过为什么纳粹分子在集中营要留着孩子们的性命。这种现象只有在吉普赛人营地才有，因为门格勒上尉要用他们来做种族实验，而从不用犹太人孩子。12月的时候有从泰雷津的捷克犹太人居住区运来了一批人。

运送囚犯到这里程序始终都是一样的：到了站台之后，推搡和殴打他们下车，把男人和女人们分成两大组，让他们一个一个地从医生面前走过，然后再把他们分成左右两边。但健康的可以作为囚犯的人另外放在一边。老人、孩子、孕妇和病人放在一组，他们不会被拉到集中营这个地方，而是直接把他们拉到营地的高级区域：火葬场。他们会在那里没日没夜地劳动。毒气室也在那个位置。

当鲁迪·罗森博格到达位于男囚营某个营房后面的集合地点时，有两个男人在那里等他。一个人系着厨师围裙，面色苍白，他说他叫莱姆，别无其他。另外一个，大卫·斯赫姆莱夫斯基，穿着很普通：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如同他的脸一样皱巴巴的毛衣，感觉他的一生都写在了脸上。他刚开始做苫顶工的工作，后来是男囚营27号营房的负责人助手。

纳粹分子们已经收到了12月份犹太家庭营的新囚犯名单，但是他们想要罗森博格给他们报一份更加详细的。这个斯洛伐克人跟他们确认12月份来了5000个从泰雷津犹太人居住区被驱逐而来的犹太人，两列火车连续跑了三天才把他们运到家庭营地。而从9月份开始，囚犯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甚至可以留头发，也允许孩子们住进营房。

两个抵抗组织的领导者默默地听着鲁迪·罗森博格的话，他的话他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但要让他们领会有点费劲：一间像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死亡工厂，在那里尽可能地压榨那些斯洛伐克囚犯，选择这种毫无利益的方式把这里变成一个家庭营地。这个做法和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

“我还是不明白。纳粹分子都是精神病患者和罪犯，但是他们都不蠢啊。他们为什么会允许小孩子们住在一个强迫劳动的营地？他们还要吃饭，还要占地方，而且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斯赫姆莱夫斯基小声嘟囔道。

“这会不会是疯狂的门格勒上尉做大量实验所需要的？”

没有人知道答案是什么。罗森博格好奇地关注了一件事情，9月份运来囚犯的牌子上写着一个特别说明：六个月之后特别处理。于是SB6这几个数字和字母便被刺在了他们身上。

“有人调查过这个‘特别处理’吗？”

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在空中飘着没有人去抓。波兰厨师专注地用指甲抠着他那很久以前就不是白色了的围裙上已经干掉的油污。就像其他人吸烟一样，抠掉脏脏的围裙上的油污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瘾。斯赫姆莱夫斯基低声嘟囔着大家都在想的事情：这里还有比杀人更特别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