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第52/93页）

后来，帅克被撞见穿着一身很难看的军服，披着奥匈帝国的国旗。尽管他不是特别讨厌捷克人，至少不是特别讨厌那些普通阶层，但他们在一战期间却奉命于衣冠楚楚的日耳曼人。

“他们多有理由啊。”蒂塔自言自语道。

作为卢卡什中尉的助手，每次在他夸大什么事情的时候，中尉总是冲他吼，骂他畜生或者冲他脖子给一巴掌。虽然这个勇敢的士兵什么都做，表面上看来，他的意图和方式都是好的，但就是没头脑。因为他确实有把所有事情复杂化的能力：搞丢交给他的文件，理解错误执行命令，置中尉于尴尬的境地。书读到此处，蒂塔还是搞不清楚帅克到底是在装傻，还是他真的就是个十足的傻子。

她很难理解作者想要说的话。邋里邋遢的士兵帅克回答上级的问题和指示都非常的“深入细致”。回答的时候总是没完没了、信口胡说地大讲一通，而且总是能和他的家人或者邻居扯上关系，同时还会非常正经地加入一些荒谬的理由。“我认识利本一个叫帕劳贝克的酒馆老板。有一次，一个报务员在他那儿喝杜松子酒，喝醉了。他原本是要送一封家人不幸去世的电报给一家人的，结果却把柜台上的酒水价格单带去给了他们。这简直太令人气愤了。关键是直到那会儿才有人看了酒馆的价格单，原来好心人帕劳贝克经常是每杯都要多收几分钱，之后他都会解释说是为了慈善事业……”

他用来解释说明的那些事情是如此的冗长和离奇，以至于中尉对他吼着让他消失：“滚出我的视线，蠢货！”

蒂塔想象着中尉的表情，脸上露出了微笑，但随即又抱怨了起来。为什么她会对那么愚蠢的一个人产生好感呢？甚至在那么一瞬间问自己，面对发生过的一切和即将发生的一切，她的这个微笑正常吗？

最亲爱的人都死了，怎么能笑出来呢？

她一下子想到了弗雷迪，他总是带着神秘的微笑。她忽然明白了，弗雷迪的笑代表着他自己的胜利。他的笑提醒他面前的一切：我不会屈服于你。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地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哭，而笑是一种叛逆的行为。

她继续跟在蠢人帅克的后面想继续看看他的丑行。在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她不知道该去那里，她牵着那个无赖的手，然后无赖牵着她继续前行。

回到营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冷风夹杂着雨夹雪打在她的脸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地方，开心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即便这样，她也会感觉更好一些，而且更有勇气。对面走过来一个人用口哨吹着普契尼的乐曲。

“天啊！”蒂塔嘟囔道。

还要走过几个营房才能到自己的营房，那一块的灯光有点昏暗，所以她急忙钻进距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营房，并且希望那个人没有看到她。由于跑得太快还撞到了两个女人，然后她使劲地关上了门。

“你这么慌里慌张进来做什么？”

蒂塔因为害怕，眼睛瞪得大大的指着外面。

“门格勒……”

于是那两个女人由生气变成了警惕。

“门格勒医生！”两人悄悄说道。

这个消息迅速地在床铺和床铺之间传开了，大家都停止了聊天。

“门格勒医生……”

一些女人开始祈祷，另外一些让大家安静想听听外面有没有什么。透过雨声，可以微微听见一阵尖细的口哨声。

她们中有一个人说门格勒上尉盯着人看时，他眼睛的颜色会让人着魔。

“有人讲过说，一个叫韦克斯勒·岩谷的犹太囚犯，他是个医生，曾经在关押吉普赛人营地的门格勒的办公室木桌上看到过眼睛标本。”

“我听说他就像是收集蝴蝶似的，把那些眼珠子扎在墙上的软木上。”

“有人曾告诉过我说，他把一些孩子从侧面缝在一起，然后那些孩子们就这样被缝着回到他们的营房。孩子们疼得呼天喊地，一股腐肉的味道。当天晚上孩子们就都死掉了。”

“我听说他在研究如何能让那些犹太女人丧失生育能力。首先先辐射她们的卵巢，然后再摘除掉以观察其辐射的效果。他简直就是撒旦之子，摘除卵巢时甚至连麻醉剂都不给用。女人们疼痛的喊声震耳欲聋。”

有人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口哨声好像远去了。

开始听到一声命令，这个命令就像是接力赛似的传递着，响彻了整个犹太家庭营：32号营房的双胞胎。站在营地道路上的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命令。在奥斯维辛，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有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有可能是出于自愿。双胞胎兄弟兹德涅克和希里卡和双胞胎姐妹艾琳和雷内听到这个命令，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必须立刻出现在营房医院。

约瑟夫·门格勒毕业于慕尼黑大学医学专业，1931年加入纳粹党组织下的青年同盟。恩斯特·鲁丁博士是他的老师，他是“消灭那些毫无价值的人”这一观点的主要维护者之一，同时也是强制绝育法的制定者之一，这一法律是希特勒在1933年下令制定的，主要针对那些畸形、智力残疾、抑郁症或者酗酒的人。后来门格勒被成功转派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里有一个由他负责的用来做遗传实验的人类实验室。

双胞胎兄弟的妈妈陪他们走在营地道路上。关于门格勒上尉血腥的历史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为了不哭出来，妈妈紧咬双唇，而两个孩子却开心地在路上走着，一边走还一边在路上的水坑里跳来跳去。看到这一幕，妈妈也没有勇气让他们停下来，说不要把泥点溅得到处都是。嘴唇被咬出了血。

到了营地入口的检查处，妈妈把他们交给了一个党卫军，一直看着他们穿过金属门走向纳粹医生的实验室。她想着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或许回来的时候会少一只胳膊、两张嘴巴被缝在一起，或者是那个疯子突发奇想，然后把他们弄成其他畸形的模样。但她什么也不能做，因为如果拒绝执行命令的话就会被处以死刑。有时是有着医学营房的门格勒本人亲自去32号营房，有时那些比较害怕的人会亲自把孩子送到他的实验室。

没多久，双胞胎兄弟一切正常地回来了，甚至是开心地回来的。在实验室待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手里拿着约瑟夫叔叔给他们的香肠和面包片回来了，而且他们还说他非常的和蔼，逗他们笑。兄弟俩说，测量了他们的脑袋，让他们一起或分开做相同的动作，还让他们伸出舌头。有时候他们什么都不想说，对父母就那几个小时在实验室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问题避而不答。妈妈回到营房，喉咙中像是有个刺，两条腿就像是吉他上的琴弦不停地在颤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