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女权运动（第2/4页）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让女性有了基于医学做出选择的现实智慧。斯坦福的文化史学家保罗·罗宾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总结说，如果说弗洛伊德、金赛以及艾利斯主要是从男人的角度呈现了人类性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则是所有顶级性爱研究者中“始终如一地主张男女平等的思考者”。他评论说，作为一对在中西部进行写作的中年夫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文字和私生活里直率地表达了女权主义思想，并在他们的治疗策略上映射出一种“性爱平等的典范”。

女权主义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支持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马斯特斯本人也不例外。尽管自己的个人生活十分复杂，他依旧自视为一个规矩正直的人，从不主张放荡淫乱。他出于医学目的而撰写的教科书主要关注那些深陷于无知愚昧及功能障碍之中的已婚夫妇。在针对流产这一问题的全国性争论中——即使在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做出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他依旧谨慎地保持着不可知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生怕被卷入其中。需要流产的孕妇都找约翰逊帮忙，她会把她们转诊给一些愿意做这项手术的医生。马斯特斯仍旧用非常传统的观点看待女性。他期望女人遵从他，就像母亲和妻子莉比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约翰逊进步而具有远见的贡献只有在马斯特斯允许的尺度之内才能发生。在启动他们性爱研究时，他当然没有打算要找一个支持巴纳德或伯克利那种女权主义叛逆思想的女搭档。“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人。”马斯特斯后来承认道。他们书中医生般的语气——支持女性施展她们真正的性本领，而不是一味地遵从父母或宗教权威的压抑指令——是源于病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悲剧。马斯特斯被所见所闻惊呆了，而约翰逊将他的反应化作了言语。无论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标签，他探寻医学答案的研究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位女权主义者。

对于他们著作广泛的公众反应也让弗吉尼亚·约翰逊名声大噪，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她签约做了《红皮书月刊》(Redbook)的专栏作家，收入可观。她同时还为《花花公子》大批的男性读者提供着关于女性性反应能量的忠告：“高潮可以源于脖子、足底或者手掌心。”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专心自己的写作任务，减少了诊所的看诊量。爆棚的收入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奢华生活。她从自己原来沙龙屋的寓所搬了出来，和马斯特斯一起住进了拉杜区沃森南路一幢更大的房子。

成为马斯特斯平等的搭档之后，约翰逊被视为美国女性的典范，性爱新自由响亮而有力的女发言人。就像芭芭拉·埃伦赖希及其合作作者写道的，约翰逊“是一个特别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她和马斯特斯合写的那些书只是在“偶然之下”成为了女权主义的经典。他们为这个等待新信息的社会打开了充满可能性的潘多拉魔盒。埃伦赖希说：“在绝大多数标准之下，他们的著作是客观且可敬的科学发现的主体，其中许多案例是对于性爱全新的女权主义解释。”

让人惊讶的是，当女权主义者邀请约翰逊出席那些促进女性问题的集会或公益活动时，她坚定地予以了回绝。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前，女权主义个别极端派系已经出现了反对男性的模糊言论，其中凯瑟琳·A·麦金农对色情文学及其暴力本性进行了谴责，安德里亚·德沃金则把异性性交比作强奸。然而，这些对于约翰逊来说都无关紧要。她从来没有过要高举抗议标语或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共处同一政治阵营的想法。约翰逊回忆说：“我永远也不会和这些女士一起游行示威。”她甚至拒绝了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的邀请，没去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从戈尔登时期开始，约翰逊就从没有向生活要求过什么，尽管她一直以来都在打拼。她是第一批完全依靠自己寻找工作并请人在外出工作时帮忙照看孩子的女人。尽管是研究工作中女权主义情感背后的驱动力量，但约翰逊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女人需要站起来，需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如今她这样宣扬道。无论卧室内外，她们都对自己的生活负有责任。“如果一个女人没有高潮，”她强调，“这完全是她自己的过错！”

弗吉尼亚·E·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类性爱专家，这让那些记得她是办公室秘书的人彻底惊呆了。她成为了世界知名诊所——后来改名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共同主管，引领了一种让数万甚至数百万病人得以重燃希望的治疗方式。在治疗过程中，与她搭档的男治疗师都对她的能力感到惊讶。“她拥有成为老板的所有先决条件。”精神病学家托马斯·P·劳里回忆说，“我对她感到非常敬畏。”同时，劳里的妻子也是诊所员工之一。年轻的治疗师莎莉·巴尔托克非常钦佩约翰逊的权威风度，并且在办公室里总是模仿她保守的穿衣风格。“回忆那些时候，很多女人都穿连衣裙，而她却穿宽松长裤，有点像凯瑟琳·赫本的样子……我觉得她是最与众不同、最不可思议的女人。那个时候，她应该会比其他任何一个美国女人都更了解性的特质。但是她并没有变得‘温暖而模糊’。她总是保持着专业的样子。”

当治疗成为临床活动的核心并带来了大量收入之后，比尔·马斯特斯越来越听从约翰逊了。作为一名终生都对这门“自然科学”深感兴趣的医学研究者，马斯特斯从来都没打算成为全职治疗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将自己逼入了死角。他屡次没能从政府或个人那儿弄到足够的资金，以继续自己关于人类性解剖及生理的研究，或者说它们至少不是按着他所想的那样进行。10年之前，他从医学院离职——在那儿他曾经是妇产科系里仅次于好友维拉德·艾伦的人物——抹灭了所有以自己名义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妇产科，不再是一流的外科医生。他不停地回顾他们性爱研究中同性恋病人的那部分数据，立志要出版第三本重要著作，然而这一张巨额版税支票似乎依旧有数年之遥。

如今60岁的马斯特斯每天都会在诊所露面，他不再是往年那个咄咄逼人的样子，少了很多威严，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同事们都敬重他的坚持与稳定，当然这是在与约翰逊模糊的反应和变幻莫测的心情作对比的前提下。“他非常支持自己的员工。”罗斯·博亚尔斯基回忆说，“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误，或者你有什么疑问，他会不惜一切时间直到将其弄清楚。”这个时期的比尔决定要改变自身的一处缺陷，因为许多病人觉得很受影响。他去看了一位外科医生，想要纠正自己的斜视问题——儿时败血症发作之后留下的让人奇怪的眼神聚焦。手术之后，成年的马斯特斯第一次可以直视对方，并且对着镜头而不是影子做出微笑。在诊所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变化。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吉尼之下，就好像这是他们婚约的一部分。约翰逊的意见成为了主导。“后来几年里，比尔并不像她那样感兴趣。”他们的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回忆说，“我不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斗争。这有点像‘我已经按我的目的做了要做的那部分，现在换你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