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基诺（第12/13页）

“您很后悔没枪毙他吧？”

斯特列尔尼科夫没理会这句话。也许他都没听清楚对方打断他插了句话。他沉思着漫不经心地继续说下去。

“当然，那时我很妒忌您，而且至今如此。不可能不是这样嘛！我只是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东边离这很远的地方，我另有几个藏身处，都被发现了，才到这儿来。我因遭人诽谤，要送军事法庭审判，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不知自己有什么过错。我曾经抱有希望，情况顺利的话能够证实无罪，保全日后的名声。我决定在被捕前先躲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居生活。说不定最后我本可以逃命的。是一个骗取了我信任的无赖青年坑了我。

“冬天，我穿过西伯利亚朝西逃走，一路东躲西藏，忍饥挨饿。晚上钻到雪堆里，在大雪覆盖下的列车中过夜。那时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停着很长很长的列车，都埋在雪里。

“在这期间我碰上了一个流浪孩子，好像是游击队枪毙一批死刑犯时他没被打死。他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等缓过气来躺了些时候，便同我一样到处找洞穴躲藏。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这孩子是个坏蛋，不学好又愚昧，是实科中学二年级学生，因为太笨被赶了出来。”

斯特列尔尼科夫讲得越细，日瓦戈医生就越感到这孩子是他认识的。

“他叫捷廖沙，姓加卢津吧？”

“对。”

“那他说的游击队枪毙人的事，全是实话。他并没有瞎编。

“这男孩唯一的优点，是十分爱他的母亲。父亲被当作人质下落不明。他听说母亲关在监狱里，要同父亲共命运，便决心不惜一切要救出母亲。他到县里的非常委员会去自首，并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委员会同意饶恕他的一切罪过，条件是交代出某件大事。他告发了我躲藏的地方。我赶在他出卖之前，及时躲开了。

“我是尽了超乎常人的努力，经历了千百次危险，才通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此地人们对我了如指掌，因此估计我来这里的可能性最小，估计我没有胆量来这里。也的确，当我在城外这一带换着房子栖身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捕了我好久。不过现在完了。我在这儿也被人发现了。您听我说。天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候快到了，我失眠已经好久了。您知道吗？这是非常痛苦的事。要是您还没点完我的蜡烛——很漂亮的硬质蜡烛，对吧？——那我们就再聊一会儿。您只要还不瞌睡，咱们就谈下去，阔气点，通宵点上蜡烛。”

“蜡烛都在。只打开了一包。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盏煤油灯。”

“您这有粮食吗？”

“没有。”

“那吃的什么呀？其实不问也知道。是吃土豆，我知道。”

“对，土豆这里有的是。这儿的主人有经验，又会储存东西，知道怎么保管土豆。在地窖里土豆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

突然，斯特列尔尼科夫讲起了革命。

十七

“这一切和您都不相干，您是无法理解的。您是在另一个环境长大的。但还有个城市郊区的世界，铁路沿线和工人窝棚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摧残劳动者，摧残妇女。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大学生里的纨绔子弟，年轻商人却过着花天酒地、肆无忌惮的荒淫生活。他们对那些受抢劫、受屈辱、受诱骗者的血泪和控诉，嗤之以鼻，恼怒鄙视，这些难道只是一时的玩笑和冲动吗？这类寄生虫是何等的威风凛凛啊！可他们的不凡之处只是从来不劳动，不探索，不给世界创造任何东西，留下任何东西！

“可我们对待生活，是把它当作军事远征；我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人们，不惜移山负重。虽然除了痛苦，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却一丝一毫也没有欺压他们，因为我们比起他们来是更大的受难者。

“不过，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觉得有责任先说件事。情况是这样。您得离开这里，如果还想活着，就别耽搁。对我的围捕，口袋越收越紧。不管结局如何，总要把您同我扯到一起，您同我谈话这个事实就说明有牵连。此外，这里狼很多，最近两天我还开枪自卫呢。”

“这么说是您打枪呀？”

“对，您多半听见了吧？我是到另一个隐蔽点去，还没到那儿，根据各种迹象就知道那里已经暴露，在那儿的人大概死了。我在这里不久呆，只住一夜，明早就走。现在，您要不反对，我继续往下说。

“难道说特韦尔大街、亚玛大街上那些歪戴帽、裤脚系套带、和姑娘一起乘华丽马车兜风的花花公子，仅仅在莫斯科有，仅仅在俄国有吗？那种大街，黄昏街，世纪的黄昏街，跑马，浪荡公子，到处都有。一个时代共同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使十九世纪构成一个历史阶段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具有牺牲精神的青年人走上街垒。政论家冥思苦想，如何遏制金钱的恬不知耻的兽性，如何提高贫穷者的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它挖到了病根，找到了根治的手段。它成了这一世纪的强大力量。这一切便是这一时代的特韦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是卑污和神圣的光辉，是纸醉金迷和工人窝棚的贫困，是传单和街垒。

“啊，她中学时是多么好的姑娘呀！您无法想象。她常到一个女同学家里去，那幢房子里住的都是布列斯特铁路员工，这条铁路原名是这样，后来又改过几次。我父亲，现在尤里亚京法庭的法官，当时是火车站的养路技工。我常去那幢房子，在那儿见过她。那时她还是小姑娘，是个孩子，但她脸上、眼神里已经看得出时代的忧思和焦虑。时代的一切课题，全部泪水和屈辱，它的一切动机，它全部的积忿和骄傲，都流露在她脸上和体态中，在她处女的羞涩和苗条大方的混合体中。完全可以用她的名义，通过她的嘴，对时代起诉。您会同意，这并非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可说是某种特定的使命，是不同凡响之处。要能做到这一点，需要天生具有这种气质，获得这种权利。”

“您讲到她，说得太好了。我也是那个时候见到她的，正是您描写的样子。在她身上，体现了一个中学生和早熟的女主人公的结合。她的倩影映在墙上，显出一种无力自卫的紧张。当时我看到她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所记得的她，也是这个样子。您讲得再好不过啦。”

“您当时就看到了她，现在也还记得吗？那您为此做了些什么呢？”

“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您看，就这样，整个十九世纪连同巴黎的几次革命，从赫尔岑开始的几代俄国流亡者，一切已付诸实施和未曾实施的刺杀沙皇的计划，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欧洲各国议会和大学中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新的思想体系及其论断的新颖和迅速，嘲笑的态度，为了怜悯而采取的辅助手段——无情，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汲取为他所用，并且由他做出了概括的表现，目的是为了抨击旧世界，报复过去的一切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