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III（第9/11页）

跟希尔提娅那次重逢以来，我想到，与他者的融合由于其感官快乐而迷醉我们，却有一种爱比它更加有力与持久，而较之于我们从中沉思他者之秘密并因此变成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也同样更加有力与持久；情妇会变老，或撇下我们而去；肉体会衰退；朋友会死；孩子会实现——因此叛离——我们最初从他们身上看见的潜质。这种爱，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你一生有很多时候沉浸其中，我们的诗人在它之中最为幸福；学者对他的文献、哲学家对他的观念、诗人对他的词语，都是这种爱。因此奥维德流落在北方的托米斯并不孤单，你选择在遥远的大马士革将余生投入著作，也同样不孤单。如此纯粹的爱不需要一个活着的对象；于是它被公认为形式最高级的爱，因为它的对象是接近绝对的。

然而从一些方面看来，它也许是形式最卑下的爱。因为如果我们剥去常常堆砌在这概念上的词藻，显露出的只是一种权力之爱。（原谅我吧，亲爱的尼古拉乌斯；让我们假装再一次进行着我们从前喜欢借以自娱的那种争辩。）哲学家对于其读者脱离形体的心智有这种权力，颂诗人对于其听众活生生的头脑与心脏有这种权力。如果被这种指定权力迷住的心智与精神昂扬奋起，那也是偶然的，并不属于这种爱的根本，甚至不属于它的目的。

我开始明白是这样一种爱多年以来驱策着我，虽然我一直出于必要掩盖事实，令我自己也像别人一样不知。四十年前，我三十六岁的时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向我奉上奥古斯都的称号；二十五年后，我六十一岁的时候，也是我将女儿放逐出罗马的同一年，元老院和人民给了我祖国之父的称号。它相当简单贴切；我用一个女儿交换了另一个，收养的女儿对此予以承认。

西边，在黑暗中，有潘达特里亚岛的所在。尤利娅住过五年的小别墅如今无人栖居，依我的命令废置。风吹雨打之下，它正在被时间慢慢腐蚀；再过几年就会开始倾圮，时间会像消灭一切那样，将它消灭。我希望尤利娅原谅了我免她一死，就像我原谅了她想过要我死那样。

因为那些你肯定听说过的传闻是真的。我女儿参与了那场阴谋，目标是刺杀她丈夫，并谋杀我本人。于是我搬出那些尘封不用的婚姻法律对她处以终身流放，好让她不会由于她那希望用叛国罪审判她的丈夫提比略的秘密手段，而被处以死刑。

我经常思忖，不知我女儿是否认识到她自己有多么难辞其咎。我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尤利乌斯·安东尼的死讯令她迷乱而悲伤，她当时无法承认。我希望她永远无法承认，终此一生都相信自己是激情的牺牲品，因激情而沦落，不相信她参与了一场阴谋，这阴谋肯定会造成她父亲的死，也几乎肯定会毁掉罗马。第一件事我可能容许，第二件事我不能。

我对我女儿可能感到过的怨恨，我都抛开了，因为我逐渐明白了虽然那阴谋她有份，尤利娅身上有一个部分始终是小孩，爱着那个也许太宠惯她的父亲；必定有一个部分让她害怕地退缩，不做她感到自己最终被迫要做的；有一个部分让她在雷吉奥的孤寂中，依然记得她曾经所是的那个女儿。我逐渐明白了人可以盼着另一个人死，同时不觉稍减地爱着牺牲者。曾有一时我习惯将她喊作我的小罗马，这称呼受到很大的误解；其实，我是寄盼我的罗马会成全我在她身上看到的潜质。最后，两者都背叛了我；但是我无法因此减少爱她们。

我们停泊处的南边有卢克林湖，从前为了让罗马舰队能保护民众，正直的意大利人疏浚了这湖，如今它向罗马富豪的餐桌供应牡蛎；尤利娅在荒芜的卡拉布里亚海岸的雷吉奥憔悴委顿；而提比略将会统治世界。

我活了太长时间。那些可以继承我的事业来为罗马的生存而奋斗的人已经全都死了。马尔凯鲁斯，我最初将女儿许婚的人，死在十九岁；马尔库斯·阿格里帕死了；我的孙儿们，阿格里帕与尤利娅的儿子盖乌斯、卢基乌斯，死在为罗马服务之时；提比略的哥哥德鲁苏斯既比弟弟能干又较为平和，我将他抚为己出，他死于日耳曼。如今只有提比略还活着。

我毫不怀疑，我女儿落到如此命运，提比略比任何人更加负有责任。他不会犹豫让她涉入算计他和我的性命的阴谋，他也会乐于看见元老院通过对她的死刑判决，同时装出哀痛与懊悔的举止。我对提比略除了鄙视没有别的态度。他灵魂中央有一种怨毒，无人可知其深，他的为人有一种刻骨的、没有一定目标的残忍。无论如何他不是个弱者，也不是个蠢人；而残忍在皇帝身上是比软弱或愚蠢要轻微的缺点。因此我将罗马遗留给提比略的恻隐与时间的偶然。我别无选择。

八月十一日

夜里，我没有离开躺椅，注视着星辰在它们永恒的旅程中缓缓移过巨大的天穹。拂晓时分，几天里第一次，我睡着了一会儿，做了个梦。我处在梦境的奇异状态，自知是梦，却感到其中有一种真实，嘲弄着清醒时的人生；我希望记住那另一个世界的轮廓，但我醒来以后，梦的记忆便在明亮的早晨消弭无踪了。

是船上人员的窸窸窣窣，还有一种遥远的歌声将我唤醒的；迷糊中，我一时想到荷马写得极美的众海妖塞壬，想象自己被绑在这条船的桅杆上，听见一种超乎想象的美妙呼唤，无力抵抗。但那不是塞壬；是一条从南边亚历山大港向我们徐徐航来的运粮船，埃及水手们身穿白袍，头戴花冠，立在甲板上用他们本土的语言唱歌，一面靠近我们；早晨的轻风将熏香在烧的麝香味道向我们送来。

我们有点迷惑不解地注视他们靠近，直到那条令我们的船相形低矮的巨船来到近处，我们才看清那些人黝黑的笑脸，然后那船长起步上前，向我呼名致敬。

我有点艰难地（但我大概连菲利普斯都瞒过了）从躺椅上起来，走到甲板边缘，倚在阑干上对船长的问候回礼。看来，这条船在普泰奥利与那不勒斯之间的港口卸了货，听说御驾去此不远；水手们希望在启程返回他们遥远的乡土埃及之前，向我致以问候与感谢。两船相距很近，我不必喊叫，也能清楚看见船长的深色脸。我问了他的名字；他叫坡忒利俄斯。水手们继续低沉地唱歌之际，坡忒利俄斯对我说道：

“您给了我们航行诸海的自由，因此给了罗马以埃及丰赡的物产；您清除了海上的匪盗，他们的行径，曾经令那种自由只是空谈。因此埃及的罗马人得以繁盛，可以放心地返回乡土，知道唯有风浪的变故能危及他们的安全。为了所有这些，我们向您致敬，祈求众神让您的晚年享有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