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18/37页）

然而，如果按照我们的看法来评论这些话，那我们要是说它们是讽刺话，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它们只是一些玩笑话，不会伤人，而且并非是针对罪恶，而是针对可笑的事情。一般来说，在大城市里讽刺并不盛行，因为大城市里的坏事一看便知，没必要去谈论它。在道德不再受到尊重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去斥责的呢？当大家对坏事都不以为然时，还怎么去说坏话呀？特别是在巴黎，大家对所有的事都只是从有趣的方面去看的，所以不把它们编成歌谣或打油诗，谁也不去过问令人生气发怒的事。漂亮女人不喜欢生气，她们对什么事也就气不起来了。她们喜欢哈哈大笑。由于找不到词儿来笑话罪恶，所以坏蛋也同大家一样都成了好人。不过，要是谁成了笑柄，那他可就倒霉了！尖刻的烙印是永远也去不掉的，它不仅会讥讽道德风尚，而且还要鞭挞罪恶，它是适合用来骂坏人的。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们的晚宴吧。

在这些精英的圈子里，最让我震惊的是看到被专门挑选出来高谈阔论的那六个人，他们中间往往笼罩着一种秘密的关系，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的谈话内容就会涉及半个巴黎。仿佛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心里话要说，而宴席上的人一个个全都不值得他们关注似的。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朱丽，在你表姐家或在你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尽管受到约束，秘密话不好说，但我们却会想方设法让谈话涉及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上来？而且，每当一个人讲到一件感人的事或说出一句巧妙的隐射话时，你还记得，一个快如闪电的目光和一声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叹息，是怎样把一颗心的温柔情感传送给另一个的吗？

如果谈话偶尔转向同桌宾客，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用一种只有深知其中奥妙的人才能听得懂的社交圈内的某种隐语来交谈。借助这些隐语，他们彼此根据当时兴致开了许许多多的不好的玩笑，而在说笑的时候，最傻的并不是那个最不出彩的人，因为在这种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懂这些隐语，只好尴尬无奈地默然待着，或者虽然一句也没听懂，也跟着哈哈大笑。这就是除了二人单独交谈而外，在这个国家的社交场合中我所看到的人们亲切友爱的情景。二人单独的交谈，目前我尚未看到，将来也一定无法看到。

当大家正聊到兴头上时，只要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说上一句严肃的话，或者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众人的注意力立即便锁定在这个新的主题上了。男人、女人、老者、少者，全都争相从各个方面去论述这一主题，而这帮头脑简单的人信口开河地讲出的话和道理，让人听了真是惊诧不已[34]。一个道德问题，在哲学家的圈子里讨论起来不如在巴黎的漂亮女人圈中讨论得更加深入，甚至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不如女人们的结论来得恰当，因为一个想言行一致的哲学家看问题要思之再三。但是，在这里，任何道德问题都纯属空话，你就是再认真地去讨论，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为了杀杀哲学家的威风，大家常爱把道德抬得极高，连圣贤也做不到。归根结底，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大家都受到社会阅历的启迪，尤其是受到各自思想的影响，他们都在把自己的同类看得坏到不能再坏，总是悲观地，而且是因虚荣心作祟而毫无道理地探讨人的天性，贬损人的天性，即使别人做了好事，也要鸡蛋里挑骨头，总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尽管有着这种可鄙的看法，这些平静的交谈仍有着一个最偏爱的主题之一，那就是情感问题。这个词的意思，你别以为是指爱情和友谊中的真情流露，那样的话就乏味死了，那是指用深奥的箴语格言表达的感情，是按照形而上的方式表达的极其微妙的感情。可以说我是一生中从未听见过这么大谈感情的，也从未这么弄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的话语简直难以想象的高雅。啊，朱丽！我们这些粗俗之人从来也没听见过这么美妙的格言警句。我担心上流社会的人的感情会像荷马[35]那个时代迂腐学究们的感情似的，他们因为没有感受过真实的感情而幻想出上流社会的感情有着千般美。他们如此这般地在思想上耗费他们全部的感情，并在嘴里大谈特谈感情，可是只谈不用。幸亏礼仪弥补了感情的不足，按照一定之规做出像是出于感情而做出的几乎完全一样的种种行为，至少是要强迫自己说上几句客套话，以使别人听了高兴，说自己几句好话。但是，如果老这么憋着，实在是受不了，或者这么做代价过高，那他们就顾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的了，礼仪一说也就到此打住了。除此而外，我们就弄不清楚他们所谓的言谈举止尽管很谨慎、有分寸、很稳重，但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但凡不属于感情范围的事，他们都按规矩去办，一切都循规蹈矩。这些善于模仿的人都有着诸多的新颖别致的招术，你永远无法认清楚他们，因为他们一个个都不敢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出现。这个国家首要的至理名言是：“必须照别人那样行事。”最后的结论则是：“这样做可以，那样做不可以。”

这种表面上的有板有眼，使他们为人处世的共同方法蒙上了极其滑稽可笑的色彩，甚至在对待最严肃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人人都清楚地知道，何时该派人去别人家问候请安；何时该写信表示心意，也就是说以信代替登门造访；何时该亲自登门造访；何时该说自己有空在家；何时又该说自己不在家，尽管自己确实在家；什么礼物该送，什么礼物该谢绝；对这个或那个死者的悲伤应该表达到何种程度[36]；在乡下应该哭多长时间；哪一天可回城来自寻慰藉；何时何刻可以在丧期之间办个舞会或看一场戏。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做法全都一样，一切都像军队打仗时队形变化一样，都按着节拍在进行。他们简直就像一个个被钉在同一块木板上被同一根线牵动着的木偶似的。

因此，如果要让所有这些一模一样地做着同样事情的人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感动的话，是不可能的。很显然，必须通过其他的办法深入地研究他们，才能了解他们。同样明显的是，所有的那些隐语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无法用它们来判断当地的风情民俗，只能利用它们来判断巴黎占主导地位的言谈举止。在这里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你是可以学会的，但即使学会了，也无法利用它们来鉴别这里的风土人情。我的这种看法对大部分的新作适用，而且这种看法对于戏剧同样也是适用的，因为自莫里哀[37]起，戏剧就成了一个只说俏皮话而不反映民间生活的舞台。这里有三家剧院[38]，其中两家演的是一些虚幻怪异的人物，也就是说，一家演的是穿黄绿相间衣服的小丑，穿灯笼长裤的小丑，穿黑衣蓄长须的小丑，而另一家演的是神明、鬼怪、巫师。第三家倒是在演那些不朽之作，其台词让人听得很畅快，另外还演出一些新的剧目，其中有好几出悲剧，不过不太感人，如果说剧中也表现了一些自然的情感和内心的真实感情，但对它想愉悦的观众来说，却并无任何个人道德方面的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