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3/14页）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讽刺和伦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重要的联系？作为一个对小丑主题进行过思考的人，我想您一定不会忽略，可笑的面具后面那个愤怒诗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面具作为“放弃”理想的标志却削弱了力量。在《小丑艺术家的画像》中，让-斯塔罗宾斯基把讽刺说成是“艺术和艺术家可笑的顿悟”，是“艺术对艺术创作本身的自我批评”。讽刺这一创作手法是否困扰过您？

诺曼·马内阿：我得承认，讽刺这个创作手法确实困扰过我。对我来说，它是我创作张力的一个中心。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提到了让-斯塔罗宾斯基，我想指出的是，那本书的书名和主题都包含着讽刺的元素……[3]艺术家不是小丑，虽然别人可能这样看他，虽然社会逼迫他戴上闹剧里的面具。但是如果想到来自环境的压力——那个分裂扭曲的环境——艺术家戴着的可笑面具就不是屈从的标志，而是抗拒的标志，虽然这种抗拒是有所掩饰的，他只是在为报复做准备。艺术家不必用严肃的态度反对官僚，这只会提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

“经典”的资产阶级社会竖起一道厚厚的围墙，坚不可摧，密不透风。那些“不识时务”的悲剧英雄试图打破这道没有灵魂的围墙，他们挥动的工具弹起来伤到了自己，但他们的心中仍然存有幻想。在今天这个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深陷于消费主义和恐惧之中，荒唐可笑的东西大有“吞没”艺术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被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您相信一个脱去面具的还原到本真状态的艺术家吗？还是认为脱去面具别无目的，只是为艺术致命的双重性提供一种氛围？

诺曼·马内阿：我只能再说一次，在我们的生活里，有的人充满痛苦，有的人充满贪欲，除非艺术家的性格里确实存在某种不可改变的东西（不管他创作的“人物”脸上有多么不同的面具），否则在这样的生活里，我觉得没有其他从事写作的理由。我们不要把艺术这一崇高的“游戏”和社会中那些见不得人的“计谋”混淆起来……在这个紧张的世纪末，成就和堕落都已经达到了顶峰，金钱和谎言这两个人类发明来对付别人的武器已经获得了难以想象的破坏力，人类似乎毫不犹豫地行进在深渊的边缘，迈向最终的冲突。“艺术致命的双重性”也许是我们可以用来责难艺术的最后一个弱点。艺术的“游戏”里从来都只有幻想、美好、真理、智慧、圣洁、微笑、呐喊和希望，艺术是人类最高尚的表达方式，是灵魂里散发出来的喜悦。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英语里有一句谚语：“傻瓜喜欢漂亮的文字。”您认为一个知道这个道理的作家仍然会遭遇漂亮文字和真实性这一旧“冲突”吗？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据现代诗学的定义，作家往往被看作“语言操作工”而不是不顾文体去追求纯粹“真实性”的猎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应该遵守怎样的规范？

诺曼·马内阿：我永远也不希望成为“语言操作工”。虽说设好陷阱悄悄等待，等待收集真实的“证据”是“猎人”的本分（例如所谓的纪实文学，与其说它是文学倒不如叫它文献，它的价值也仅仅在于此），我仍然不认为艺术可以存在于创作之外。我们应该说的是创作这一行为的真实性以及作品的价值。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是“操作工”还是“猎人”？写作意味着文字，文字的艺术。在艺术里，真理不可能存在于文字之外。卡米尔·彼特雷斯库[4]不喜欢“漂亮的文字”，但他的“风格”却让很多人艳羡……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不应该追求漂亮的文字（或者也可能是丑陋的文字）或是文体上的成功，优秀的作家应该同时关注真实性和语言，他应该厌恶空洞虚伪的文字。我从不怀疑，伟大的文学来源于语言和真实性的交融，同时也来源于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无数未知的东西。

格奥尔基·格里哥库：现在，我是否可以冒昧地问一个问题：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来记录一个逝去的时代吗？如果您仍然这样做，能否给我举几个例子？

诺曼·马内阿：在《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我从一本文化期刊中摘录了一些章节，时间从1945年持续到1965年。我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书中年轻人生活的环境，他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年轻人，有点忧郁，非常聪明，渴望文化、艺术和一切超越日常生活约束的东西。他所生活的环境也许塑造了他的性格，也可能扭曲了他的性格。有些摘录的章节非常幽默，我想让大家知道，那个时代也是生动而复杂的。

至于傻瓜奥古斯特的成熟期，书中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事件发展的连贯性，但也能看出和前一时期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为了和我们的傻瓜奥古斯特保持一致，我们还是把视线局限在文化报刊。例如，我们可以学习那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每周把报刊上剪下来的讽刺幽默放在《学生生活》的文化栏目里。我手头没有这样的剪报，但我们可以回想起其他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总体的情况。对于一个不仅仅阅读，而且还生活在某种现实中的人来说，不应该忽视这些幽默中存在的严肃意义，也许这样的思考对我们是有益的。很多年以来，一些“同事”（我们还能怎么称呼他们呢？），特别是那些得到各种新闻媒体推崇的人，那些名利双收的作家，一直在痛苦愤怒地抱怨着。最后，他们让人们相信，作家不过是一群无用、不道德、愚蠢庸俗而且混乱无知的人，他们总在搬弄是非、欺骗他人。真正的作家——不断受伤又不断张开翅膀飞向艺术最高峰的信天翁——绝不属于他们的行列。

在布加勒斯特一本因为发表反文化言论而声名狼藉的文化期刊上，一个被批评家激怒的作家连续几个月发表了一系列恶毒的文章来猛烈攻击那些批评家。这个作家后来在意大利以书的形式发表了这些文章，而不是在罗马尼亚，为自己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富有创造性的传播（通过诽谤）罗马尼亚文学的方法。在同一本周刊上，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