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14/14页）

一本为年轻读者服务的文学杂志（这样的宗旨在他们建立了新秩序之后就被改变了，他们在几个小时之内重新设置了一个新的编辑委员会，并且一下子就存在了七年）发表了一篇充满抨击谩骂之词的文章，文章对普雷达的死因[5]颇有微词，嘲笑他所谓的体弱多病和日渐削弱的能力，甚至嘲笑他需要护士帮助他锻炼体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虽然我们很难因此就说他们是多么残酷或可笑。几个月前，在一本很有影响的杂志上，一个记者——其实是一名大学文学教授——用难以恭维的语言把那些与他的文化观点不同的人（可能是他大学里的同事）称作“没有祖国的动物”。这让我们想到了米哈伊·拉里[6]说过的一件事，两个学物理的女学生为一个技术问题进行争论，最后，其中一个无话可说了，对着另一个大叫：“你是个结核病人！”

这种挑衅的反文化言论虽然令人担忧，但一些文学杂志上没有任何讨论，一些人仿佛被包在保护层中，那样的情况更令人担忧。一个著名诗人用所谓的政治诗体要求取消雕塑家们的一个暑期疗养，一个作家攻击“精英阶层”和“人才至上论”，对于这样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对于那些被围在保护墙内的书和作家，我们能相信什么？对于那些“新”托尔斯泰、“新”莎士比亚、“新”马雅可夫斯基或“新”亚历山德鲁·托马[7]，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我们与那些玩弄卑鄙阴谋、歇斯底里、妄自尊大的人存在很大分歧，我认为这样的分歧应该得到明确的讨论，至少是在文学杂志上。

歌德曾说过：“如果你想表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赋予这个世界价值。”我想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谈话。为了进行正常的思想活动，为了正常自由地从事任何职业，我们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条件，没有了这些条件，任何创作冲动、任何对价值的接受和尊重都是难以想象的。

后记

在独裁者被处死之后，他的仆人们又拿起了武器。他们不知疲倦地来势汹汹地重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加大了恐外症和反西方的宣传力度。齐奥塞斯库倒台后，那些一直关注罗马尼亚政坛的人会惊讶地发现，他的支持者巴尔布、保恩内斯库和帝舵都成功地被选进了新的罗马尼亚议会，那位科尔内留同志甚至还当上了新“民主”议会的副主席，“抒情泵”（保恩内斯库）还将在最近与欧洲共同体的会谈中代表罗马尼亚。确实，正如一个伟大的诗人所说的，“这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悲伤的国家”。

[1]这次访谈发生在1981年7月，以下的这篇文字稿作为《家庭》杂志“与世纪对话”系列的一部分于1981年12月发表在《家庭》上。

[2]鲁奇安·布拉卡（1895—1961），罗马尼亚著名诗人，剧作家，科学院院士。

[3]这本书就是《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

[4]卡米尔·彼特雷斯库（1894—1957），罗马尼亚小说家、诗人和哲学家。

[5]M.普雷达（1922—1980），有人称其为罗马尼亚战后最伟大的作家。这里指的是普雷达的酗酒成性。

[6]米哈伊·拉里（1896—1964），罗马尼亚散文家、社会学家，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大学当过教授，科学院院士。

[7]亚历山德鲁·托马（1875—1954），罗马尼亚二流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致力于“革命”诗歌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