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5/14页）

我费此笔墨引用的这封信不仅象征着一个时代，同时也代表了一种职业，妄自菲薄的职业：人们自觉自愿地从事这样的职业（不像斯大林时代是被迫的），并且用不同的方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进去。不论他们是否熟练，他们始终狡猾无耻地做着这件事情，而且总是有利可图。在这个荒唐的闹剧里，演员们用灵魂换取小小的奖赏。但这些不能见光的计谋总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这些职业演员们富有创造性的领悟力和整个被压迫得麻木不仁的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是我在一篇短篇小说里所说的“厌恶综合征”）。

“杀手队”和“党员知识分子”并不相同，它是一支特殊的警卫队。它的成员无条件地效忠于领袖和他的安全局，而不是共产党。它和权贵阶层也不同，虽然它从心里鄙视权贵阶层，但有时还是会和它合作（和其他恐怖组织一样）。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党内各阶层不能拥有的“自由”，并经常享受特权。他们在很多场合戴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具无法掩饰他们真正的面目，民族主义的恶魔常常不耐烦地从面具下露出狰狞的面目。

“杀手队”惯用的武器是揭发、造谣以及各种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有各种打击目标，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构的，但是“外国人”、“自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或“欧洲类型”是他们最喜欢的打击目标。有时，如果那些穿制服的“导演”觉得合适，对某些官方组织进行攻击也是许可的：例如，作家协会被指责奉行“精英主义”、“工联主义”甚至“职业作风不当”，他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党的作家协会。事实上已经存在的那类被称为“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证明这个后斯大林、后纳粹（也许甚至是后现代主义）的独裁统治错综复杂，充满了阴谋诡计。

“杀手队”在齐奥塞斯库独裁统治下的文化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官方发动的“罗马尼亚文化中心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声称罗马尼亚的文化价值具有至高无上的优越性，反对把民族文化的价值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独裁政权把这场辩论作为威胁知识分子的武器。（在我的访谈中也提到了这场辩论。）

也许我应该着重介绍一下“杀手队”的四个成员，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缩影，而且不幸的是，也可以看到后齐奥塞斯库时期的情况：

●欧金·巴尔布——科学院院士，数届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星期》的“社会主义老板”；擅长写作短小有趣的散文（被控抄袭他人）；民族主义分子、传播丑闻的记者。我们称他为“老板”。

●阿德里安·保恩内斯库——一个不能说没有天赋的诗人，因过于多产而自贬身价，笔下不断涌出赞美、绝望、后悔和恐惧之辞；一个冲动具有煽动性的记者；《火焰》的总编（火焰俱乐部的主任）；忠于领袖并因此得到丰厚的俸禄。我们暂且给他一个代号叫“抒情泵”。

●科尔内留·瓦基姆·帝舵——爱国诗人、报社的雇佣枪手、“老板”的门生，和“抒情泵”竞争齐奥塞斯库王朝宫廷诗人的位置。因写作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文章而出名（包括他在《星期》上发表的未署名社论《理想》）。我们就用他的名字“科尔内留”来称呼他。

●伊尔·普尔卡路——一个痴迷于民族主义的黑手党式记者；他完美地执行过几次任务，用真实的脸孔做面具干掉了他的敌人。我们给他一个微妙的名字，叫“无名”。

他们可能显得可笑，但他们绝不是等闲之辈。过去几十年里，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统治着罗马尼亚，而他们就是这个政权的轴心。他们在那次访谈之后的造谣中伤运动中也扮演了角色——有人也许会说，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一个小插曲。其实不然，这个小插曲让人们看到了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事件中他们是怎么运作的（这里没有逮捕、折磨或谋杀），揭露了这个政权以及效忠于这个政权的人的本质。妄自菲薄的职业对于维持独裁政权至关重要。不幸的是，这种危险的情况在独裁者死去之后仍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一次小小的访谈其实反映了历史本身。

1981年夏天的那次访谈直到12月才发表。官方的第一反应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发表在“老板”的杂志《星期》上的一篇文章，当然这都是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也就是说，在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星期》经常发表一些“特殊的文章”：国家安全局没收的私人日记、政府档案里的政治情报、对外国“敌人”和“帝国主义”电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电台等）的猛烈攻击。

首先，政府的“专业作家”以《困惑》为题于1982年1月中旬发表了一篇语气严肃、内容精练的文章。

《家庭》发表诺曼·马内阿的访谈，其中一些言论还涉及我们的杂志，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我们要提醒《家庭》和诺曼·马内阿，关于诺曼·马内阿事隔这么久之后又提到的那篇文章，《星期》已经两次承认了文中的过激言辞。如果我们没有受到攻击，我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访谈。那些在《家庭》上发表的文字，向我们的文化政策无端发难。这些文字还含沙射影地诽谤那些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星期》要再一次郑重声明，我们致力于倡导拥护共产党的、体现爱国主义的文学，反对上述提到的那些令人遗憾的态度，他们完全无视我们当前的文化价值以及共产党鼓励艺术创作的政策。

“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和政府因为我提到那篇名为《理想》的文章而深感不安。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星期》虽然承认文中存在反犹太的“过激言辞”，但他们的陈腐措辞使他们听上去不像在承认错误，倒像是在强调他们的观点。

“杀手队”很快加入到攻击中来，1月，在《火焰》的第22期中，“无名”攻击了我的“自由主义姿态”，他说我低估了“那些与我职业相同，但信仰不同的人”。2月5日，还是这个“无名”暗示说我不懂罗马尼亚语，我有很多“外国人”的习惯和行为。同时，“抒情泵”在1月的第29期上写道：“即使你在小酒店里和这个诺曼·马内阿同桌共饮（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都不熟悉，但是这个人却在一次访谈中侮辱了我），你仍然可以和莎士比亚一起坐在文学殿堂里。”这句话让我大为不解。考虑到保恩内斯库的远大志向，提到莎士比亚还勉强可以理解。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提到小酒店。几年之后，我才知道，他至少读过我的一本小说，而且对其中发生在小酒店里的一个场景感到非常恼火，因为他似乎认出了自己。不管保恩内斯库的这些“话”能不能让人看懂，他除了用声势压倒我，来回避我在访谈中提出的问题外，再无别的目的。（在文章末尾，保恩内斯库全部用小写字母来写我的名字，这种特殊的语法到1990年被大量使用，那时，独裁者在他自己的权贵阶层手上丧生，“勇敢者”开始用小写字母来写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