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访谈的故事（第7/14页）

古板沉闷的独裁政权。在它表面的硬壳下，里面空空如也。当权者的话语策略就是通过不断滥用某些严肃的原则来获取利益。

在这样荒唐的世界里，人们怎么可能“反抗”？任何追求真实、重现真理的努力最终怎么能不成为操纵和伤害的牺牲品？

任何不愿撒谎和歪曲事实的人不仅要经受恐惧的痛苦，而且还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无用感。在和国家安全局官员进行谈话的时候，我尽量不把他当回事，但是不管是在谈话前还是谈话后，深深的忧虑感都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就像那次访谈发表之前和之后我的心中都充满恐惧一样。我知道，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太多的“严肃”会显得很可笑。我希望那种侵袭着我的无用感完全不同于空虚感，我努力用讽刺表达着我的哀伤，用嘲讽表达我的恐惧。

在一个一切都如此荒唐的世界里，在一个残缺畸形的假面舞会上，那些固执地要讲出真相的人显得多么可笑又可怜！直面荒唐能消灭荒唐吗？那个无处不在无恶不作的魔鬼仍然在威胁着人们：即使他不直接杀死他的敌人，他也要把周围的一切都毁坏，让每个人都在这场闹剧中窒息而死。在这个肮脏的极权政权里，还有什么是可以幸免于难的？怎样才能幸免于难？那些挣扎着想要逃生的人不仅受到暴君和安全局势力的威胁，同时还要提防别人歪曲事实、造谣中伤以及讽刺挖苦，这些秘密武器同样可怕。暴君的面具审视着每个角落。在极权制度这个大马戏团的每面墙上，我们都能看到小丑的画像，他露出胜利者得意的笑容，嘲笑着那个拒绝和他保持一致的傻瓜奥古斯特。

门关上了。我等待着电梯的声音。那个安全局官员肯定是走下去了。我等待着。如果他回来怎么办？如果他的扣子又掉了怎么办？我知道线的质量不怎么样，可能禁不起他那么大踏步地下楼。如果他突然告诉我一些意想不到的话怎么办？如果他刚才忘了表明真正的目的怎么办？往往在猎物放松下来，以为已经轻松过关的时候，致命的打击就会从天而降。但是，他确实没有回来。

这是6月一个美丽的日子，我在城里四处溜达了好几个小时。也许我把那次愚蠢的会面想得过于复杂了？我无法忘记，有好几个月我每天买报纸，就是想看看到底还潜藏着什么新的危险。是我太夸大那些仇恨和肮脏的言辞了吗？

我不想待在当局用来孤立我的那个种族角落里。那个战争结束后从集中营回来的孩子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忘却记忆，想不惜一切代价地和别人一样地生活。四十年之后，难道我还要再当一次受害者吗？我不能容忍。我怀疑那些用自己的痛苦赚钱的人，我更讨厌那些造成这些痛苦的人。

瓦茨拉夫·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曾经写道：“有些时候，为了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沉到痛苦的最深处。”不论是在童年，还是在少年，或是成年以后，有很多次我都触摸到了痛苦的最深处。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精英人物”，我不需要为了厘清思想重新再经历那些痛苦。但是安全局来的那个人把新老问题都放到了我面前。也许在集中营里（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最后十几年里，罗马尼亚不就是一个大型的集中营吗？），所有人的境遇都非常糟糕，那些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囚徒不应该抱怨他们受到的侮辱，但是……卫兵会把某个人的眼镜打落在地，然后追得眼神不济的囚徒四处乱跑。他可能会摔倒，会不知所措，而残忍的人群会在一旁大笑。在普遍的大灾难面前，我们不能忽视个体的痛苦（即使是在集体悲剧里，痛苦不是个体的，又能是怎样的呢？）。在那些已经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更加难以忍受？是的，那是在你察觉到还有更多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个地步？

1982年报纸上对我的造谣中伤、1985年安全局官员的拜访以及前前后后发生的一切都一再提醒我，我生活在一个畸形变态的社会里，一个方方面面都被不同程度污染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做到哈维尔所说的“生活在真理里”（虽然我一直在努力），也无法躲藏在他所说的“良心的隐蔽空间”里（在这里，我努力捍卫着自己的身份）。

为了理解在半个世纪里东欧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知道，在公开场合表达普通正常的思想是多么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时间少之又少。虽然已经不再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危险，人们还是不能简单直接地说出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与之相对的是，官方的谎言无耻地占尽了人们的视线。所以，对于未来的读者来说，这种明目张胆的谎言是更容易辨认的。现在，炸弹里的火药已经潮湿，禁令已经解除，人们已经几乎忘记了那些密码。事实上，许多作家不可否认地为此感到悲伤，因为若干年前他们冒险写下的那些充满爆发力的文字突然失去了力量。

我为之骄傲的那些文字震撼了人们的眼睛，这些人中显然包括审查者，他们被气得目瞪口呆。但是，对于那些毫无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还是无法理解我那篇访谈里“充满爆发力”的文字。

战后“人们被历史证词和伟大文学良知的呼吁震撼了”，是指索尔仁尼琴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吗？为了让“公众人物真正成为公众理想的代言人，首先要有真正的公众舆论”，说的是伟大的领袖吗？用报纸上的话来说，独裁者是“公众理想”的“代表”——即使是在他开明的独裁统治下（齐奥塞斯库时期被“拥护共产党的爱国诗人和作家”称为“开明时代”），这个国家的情况也是越来越糟。还有“观点的正面交锋”、“准确而广泛的信息”或“保护隐私和选择权”是在讽刺那个唯一的政党和万能的安全局吗？或是讽刺那些禁止和外国人接触、禁止堕胎的规定，讽刺强行的妇科检查和无所不在的安全局官员吗？

还有那句“现在的报纸上有很多浮夸的颂扬文字”，即使是小孩子也能猜出那些颂扬文字是为谁写的。这个时期的罗马尼亚报纸刊登这样的文字，只能说明一点，和斯大林时期相比，勇气在今天被贬值了，那些歪曲事实滥用文字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还有另外一种密码。即使是那些让马戏团中央委员会的文字专家们大为震惊的话也只有行内人才能明白：“一个还算年轻的诗人，曾经拿过赫德奖学金，写了一篇可怕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社论，叫什么？哦，叫《理想》，这样的文字在罗马尼亚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不需要去深究它所产生的令人遗憾的后果，但是，这个急切想唤起人们对其他时代记忆的年轻人，竟然没有被解雇没有被降职，他还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仍然跻身于新闻界的领导阶层。”这个年轻的诗人当然就是科尔内留，那个想在独裁者那里取代“抒情泵”的人。我们应该说清楚一点，他得到的赫德奖学金不是赫德先生给的，而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文化杂志”——《星期》的“老板同志”提供的。“对其他时代的记忆”指的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罗马尼亚右翼提出的法西斯口号，那篇沙文主义的社论《理想》为法西斯口号重新注入了力量，他们这样做得到了官方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