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改变（2012—2014）（第7/12页）

当我问她工作的情况时，她扮了个鬼脸，顾左右而言他：“我越来越老，他俩倒是永远十七岁。他俩还有一辈子要过，我的日子却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很晚的时候，厨房里只剩下我们俩。丽兹告诉我，她刚刚和她的记者男友分手。这次又没能成功。她用手指反复摩挲着满是缺口的桌角，脸上的自信荡然无存。她的嘴角在抽搐，她极力想要掩饰，却无济于事。终于，她走到我背后，像儿时一样从后面抱住我。我紧握着她的手，脑子里闪过一艘轻快地驶离海岸的小船。过了许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力量消解它最初那小小的冲动，所以它孤帆前行，离海岸越来越远……

“我也说不好，”我说，“但也许你一辈子至少应该把一件事情坚持到底，而不是一直选择逃避。”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她松开了我，“但这样的生活并不能带来什么。一切都在飞快地流逝，根本没法抓住任何东西。人只能做自己。”

她用她独有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这一次，我没有避开她的视线，因为我明白她在说什么。

文森特九岁那年，我给他报名参加足球俱乐部。他的第一反应是恐慌，路易丝则对此愤愤不平，因为她也想参加俱乐部。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文森特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能有不被全能的姐姐超越的一技之长。另外，我也想让我的儿子学会团队作战，不至于在今后的人生中独自沿着百米赛道奔跑，毕竟他的对手除了自己，还有时间。

过去一年的不幸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隐去。现在，阿尔瓦重新拿起笔记本，每天都在书房里继续写她的博士论文。她催促我挑选我们下学期一起去听的课程。“除非你终于把你的小说写完了，能给我点东西读读。”

“没那么快，但你早晚会读到的，我保证。”

“萨沙当年也这么说，最后却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孩子们现在已经习惯了上学的日子。白天的时候，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我听他们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却从未亲眼看到过。有一次，文森特在吃饭时说，他们跟老师聊到了“默罕玛·达里”。在我的追问之下，他说那是一位拳击手。

“你说的是穆罕默德·阿里吧！”我叫道，“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拳击手。”

文森特看着我的表情，像是在说：“既然你这么说……”路易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话题的无感。

“阿里太厉害了，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看好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瞪着眼睛吼道，“我是最伟大的，上周我刚跟一头鲸鱼缠斗过，还打碎了一块山岩，打伤了一块巨石，把一头山羊打进了医院。我强壮如牛，百病不侵，轻盈如蝶，迅捷如蜂。”

我在餐厅里蹦来蹦去，孩子们一脸惊愕地看着他们的父亲突然开始发疯。

“他的对手总是这样羞辱他。”我挑衅地走到路易丝面前，“你这个恶心鬼，哭起来眼泪直往上蹿，一直流到后脑勺。”她笑了，我傻乎乎地对着空中挥舞了几下拳头，又走到文森特面前，“我敢打赌，你这只丑熊，照个镜子都能把自己吓个半死。”

接着，我演示了一番阿里招牌式的滑步，飞快地原地晃动身子，但我的动作早已没有从前那么自如了。很快我便累得气喘吁吁，但我就是不愿意停下。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见阿尔瓦惊得直摇头，我就在她面前晃动起来，直到把她也逗乐了。

二月底，我去学校接马蒂一起吃午饭。从学院出来的时候，他正跟一群学生说着话，其中几个年纪约莫只有他的一半。与年轻时相比，哥哥的品位着实提升了很多。他穿着一件优雅的灰色西装，里面配蓝色衬衫，脚上是一双亮棕色的布达佩斯特牌皮鞋，或许是为了掩饰脱发，头上还戴了一顶大号鸭舌帽。他听斯普林斯汀、传声头像乐队和范·赞特，戴着一副不起眼的眼镜，看上去已经是一个能让人放心的家伙了。

“你跟学生们说什么呢？”

马蒂推开餐馆的门，说：“有个人在快下课时问，自由意志是否真的存在。”

“然后呢？”

“肯定存在啊，但相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对它的态度。就算对大脑的科学研究证明我们不能自主做出选择，我也不会认同这一点。”说到这儿，他笑了，“即使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它也是我所拥有的全部。”

我正想答话，手机突然想了。阿尔瓦打来电话。

“求你快回家！”她说。

我感到胸口一紧。不知为何，文森特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如果家里有谁出了事，那肯定是他。

“孩子们出事了吗？”一进家门，我连忙问道，“文森特受伤了？”

“没有。”

我松了口气，望向她：“那怎么了？”

阿尔瓦笑了，但那不是真正的笑容。她的眼里闪着泪光。她扭过头去，我沉默地躺倒在她身边。

生活不是零和游戏，它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该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它有时候是那么公平，让一切都有了意义，有时候却是那么不公，令人不禁怀疑一切。我扯下命运的面具，却只看到了意外和巧合。

得知阿尔瓦癌症复发后的那几天，我一直神情恍惚。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和脾，医生给她安排了化疗和放疗，并加大了药物剂量。难以计数的毒物被注入她的体内，问题重新回到了原点：癌细胞和她，究竟谁存谁亡。

这些天，哥哥和埃莱娜搬到我家，我们三人一起照顾孩子。马蒂负责陪他们玩，埃莱娜晚上给他们讲故事，早上上班前开车送他们去上学，我则一大早就出门去医院。我们几个都努力表现得乐观一些，但文森特还是最先发现了端倪。

“她真的要死了吗？”他问。

我惊慌失措地望着他：“不，当然不会。”

“那她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在？”

“这样她才能得到更好的帮助。别担心，妈妈不会倒下的。上次她不就恢复健康了吗？”

这番话似乎让他平静了一些。路易丝虽然看上去比弟弟更有信心，但一有机会，她就会去医院看阿尔瓦，爬到她的病床上。直到今天，她俩一起躺在病床上那一幕依然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中。她们都一言不发，一个是因为虚弱，另一个是因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