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古城市（第9/12页）
平日，巴特先生总是在旅馆花园那座船屋式遮雨篷下，以正式的礼仪接待客人，不管他们是观光客还是湖中的居民。一个星期天早晨，天气异常闷热，我望向窗外，看见一位衣装体面的年轻男子独个儿坐在遮雨篷中，矜持地端起茶杯，一口一口慢吞吞啜饮着。阳光透过篷子洒在他身上，使他整个人看起来红扑扑的，非常可爱。他身前搁着一个用金属打造的茶盘，盘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这家旅馆收藏的一套精美瓷器。
楼梯上忽然响起脚步声，笃笃笃。接着，门上响起一阵敲门声。亚齐兹走进房间来，气喘吁吁，神情严肃，左边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或抹布。
“老爷，下来喝杯茶。”
我刚喝过咖啡。
“老爷，请您下来喝杯茶。”亚齐兹一边说，一边喘气，“巴特先生说的。不是喝‘您自己’的茶。”
我下楼去见这个衣装体面的小伙子。这阵子，巴特先生时不时就把我召唤下来，要我帮忙应付那些吹毛求疵、难以伺候的“客户”。我动用如簧之舌，跟这些客人周旋。在我游说下，他们往往会接受巴特先生所提的比阿里·穆罕默德在“游客接待中心”提出的要合理得多的房租。
小伙子放下茶杯，腼腆地站起身来，怯生生望着我。我拉过一把破旧的藤椅，一屁股坐下来，请他继续喝茶。几秒钟前，亚齐兹还装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仿佛他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似的。这会儿，他却变得十分恭谨，一个劲儿鞠躬哈腰，帮我倒茶，然后蹑手蹑脚退出去，不敢回头看我们一眼。但不知怎的，我却感觉得出来，他依旧保持高度警戒，留神倾听我们的谈话。瞧他那副德行：身上穿着一条宽宽松松的裤子，头上歪歪斜斜戴着一顶毡帽，肩膀搭着一块抹布，黑黝黝的两只脚没穿鞋子，啪嗒啪嗒踩在地板上。
我说，今天天气好闷热啊。小伙子点点头表示同意。我接着说，再过一阵子，天气就转凉了。斯利那加城的气候就是这样变化莫测，但湖中肯定比城里凉爽，而咱们这家旅馆，又肯定比任何一间船屋凉快。
“这么说来。你待在这儿，觉得非常愉快喽？”
“没错，”我说，“我挺喜欢住在这家旅馆的。”
话匣子一打开，我就动用如簧之舌，向他推销这家旅馆，建议他在这儿住下来。但显然，这小伙子跟我不投缘——在我面前，他似乎感到很不自在。看来，这回我无法完成巴特先生交付的使命，帮他争取到一个新房客了。
“你从哪里来？”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印度人最喜欢向陌生人提出的。
“哦，我是从斯利那加城来的，”小伙子回答，“我在观光局工作。这几个月，我常常看到你在城里走动。”
我亲自撰写、用打字机打好、具名发出的邀请函并未发生效用，而巴特先生和亚齐兹这两个土包子，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竟然能够把观光局的官员邀请到旅馆来喝茶。幸好亚齐兹表现得还算有风度。他说，我在花园接待那位年轻官员的过程，厨房那伙人都看在眼中，感到非常满意。过了几天，他向大伙宣布：观光局副局长卡克先生已经接受邀请，即将前来咱们这家旅馆视察，说不定还会坐下来喝杯茶呢。听亚齐兹的口气，仿佛这件事是由我一个人促成的。
卡克先生来了。一看到他搭乘的游船驶到栈桥下，我就赶紧溜进浴室，把自己反锁在里头。等了半天，却没听见楼梯上响起笃笃脚步声。巴特先生也没召唤我下楼去，那天和往后几天，大伙都没提起卡克先生来访的事。直到一天早晨，在“全克什米尔游船工人联合会”秘书陪同下，巴特先生走进我的房间，我才知道卡克先生的来访已经产生了效果。巴特先生央求我用打字机列举出咱们这家旅馆的“设备和特征”，以便刊登在观光局出版的旅馆名录里头。我觉得很没面子，我没办成这件事，就连最后的懦弱行径也与这事无关。巴特先生一径微笑着，显得很开心。二话不说，我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打字。
工会秘书站在我身边口述：“旅馆，西方风格。”
“是！是！”巴特先生一个劲点头，“西方风格。”
“这我不能打出来，”我说，“这家旅馆根本不是西方风格。”
“冲水马桶，”巴特先生继续口述，“英国食物。西方风格。”
我站起身来，伸出胳臂，指着窗外厨房旁边那间小小的箱形房屋。
这间房子约莫六英尺长、四英尺宽、五英尺高，里面住着一对身材瘦削、成天板着脸孔的中年夫妻，我们给他们取个名字叫“赊民夫妇”。他们是耆那教⑤信徒。这对夫妇把他们家的锅碗瓢盆全都带到克什米尔来：自己煮饭烧菜，自己洗锅子，从不跟任何人混在一起。他们蹲在花园水龙头下，抓起地上的烂泥巴，使劲擦洗碗盘。最初，他们以游客身份住进这家旅馆，租用楼下的一个房间。他们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我常看到这对夫妇跟巴特先生一块儿坐在遮雨篷里，聚精会神听广播。收音机摆放在他们中间一张桌子上，天线竖立起来，音量调得很高。我们听亚齐兹说，巴特先生正在跟这对夫妻谈一桩买卖。一天早晨，我们眼见夫妻俩把锅碗瓢盆、床铺被褥和板凳椅子，一股脑儿从旅馆房间搬到厨房旁边那间箱形小屋。不用说，这是这桩买卖那商讨的结果。那天黄昏，我们就看见屋里亮起灯光，从墙缝中照射出来，跟着我们就听到屋里响起收音机播放的音乐。这间房屋有一扇窗子，大小约莫一平方英尺，歪歪斜斜，摇摇晃晃，看来肯定是克什米尔木匠的杰作。透过这个小窗子，我依稀看得见屋里的陈设。有一天，我正在窥视，却被发现了。一个女人的手从窗户中伸出来，砰然一声把窗户合上。
而今，我伸出手臂指给巴特先生看的，就是这间箱形小屋。
工会秘书忍不住嘿嘿笑起来。巴特先生只微微一笑。他伸出一只手来放在自己的心窝上，嘴里一个劲儿说：“先生，先生，恕罪，恕罪。”
夏天的斯利那加城非常闷热。游客们纷纷上山避暑：喜欢“印度风味”的人，成群跑到帕哈尔甘镇；崇尚“英国品位”的游客，则选择古尔玛格村作为度假地点。没多久，房客全都走光了，整个旅馆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就像初春时节我们刚搬进来时那样。草坪上不再有人洗衣服和碗盘，台阶底下藏放扫帚的橱柜也不再有人蹲在旁边煮饭。在太阳暴晒下，花园水龙头四周的烂泥巴渐渐干枯，凝结成一块块黑色的泥土。园中，向日葵盛开，花团锦簇，煞是好看。夏日炎炎，连做生意的人都变得没精打采。贩卖围巾的那个家伙——他有个古怪的名字叫“毛拉纳·值得做”（Maulana Worthwhile），有天跑到旅馆来，问我有没有英国鞋油。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只有这玩意儿才治得好他身上的癣。地方法院在旅馆遮雨篷下聚会，选出新法官。选举结束后，大伙喝茶吃蛋糕，庆祝一番。最近这阵子，亚齐兹常常提到古尔玛格村。他用暗示的口气对我说：“先生，您什么时候到古尔玛格村度个假啊？”他要我们带他一块儿去。只有在这段生意清淡的日子里，他才离得开旅馆，出外走一趟。但我们一再拖延，因为我们实在舍不得离开仲夏时节的湖泊，我们要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