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第10/12页）
于是，印度人有意识地、自觉地回归了精神生活和古代文化，一如英国人回归到斯特兰德街辛普森餐馆的汤姆·琼斯和亚当斯牧师的阶段。然而，无可避免地，这种不自然的自觉总会伤人们的真性情和真感觉。旧世界，充满一再创造、一再毁灭、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废墟的旧世界，如今再也存活不下去了。印度人骤然投身进一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四顾茫然，只看到新世界的形式，却捉摸不到它的精神。他们试图在自己的土地上求取新身份，却变成了失根的兰花。
他们建立起双重标准。加尔各答发生霍乱，五百人死亡。这则新闻只出现在一家印度报纸的“简讯”中。二十名儿童的死亡，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费洛札巴德市天花蔓延
《印度时报》新闻供应中心专电
（阿格拉6月1日讯）据悉，费洛札巴德市近日爆发了天花疫情，目前正在迅速蔓延中。
据悉，贾洛里·卡兰村已有二十人死于天花，大部分是儿童。
在同一家印度报纸上，比利时十六名矿工的死亡，却是大新闻。因土地纠纷打官司的农民一脸茫然，坐在法庭里，张开嘴巴，呆呆聆听双方律师使用他们听不懂的语言进行辩论。法院大门外灰尘满天，闹哄哄的，有如市场一般，成群无所事事的农民在闲荡，打字员坐在稀疏的树荫下，操作他们身前那架老爷打字机，律师们穿着刺眼的暗灰色法袍，晃来晃去，等待顾客上门。这间市场式的法院，是已经改变的、但却依旧停留在法律层次上的价值观中运作的。它只是一种假装，一种繁复的仪式，帮助印度人渡过这个尘世。另一种法律——种姓阶级制度，虽然把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贬为贱民，但也必须受到珍惜和尊重，模仿西方制度，只能掩饰印度人的精神分裂。印度这个国家必须进步，必须扫除贪污腐败，必须追赶上西方国家，但这些真的很重要吗？一点点贪污会危害整个社会吗？物质生活真的那么值得追求吗？以前，印度人不是已经享受过这一切吗？古代印度不是早就有了原子弹、飞机和电话吗？跟印度人谈论这些问题，听他们强词夺理，你真会被他们活活气死。然而，我只需回想我外祖母在特立尼达岛上的那栋房子，回想他们对内在和外在世界的朦胧知觉，我就能够理解他们的逻辑，体会他们心中热烈积极的情感和冷静消极的绝望。但我已经学会观察，我无法否认自己亲眼看到的现象。他们居住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没看见那些一早起床就成排蹲在铁路旁大便的印度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承认这些印度人的存在。我为什么要刻意观看蹲在铁路旁的这些人呢？在开罗，我不是遇到过成群乞丐吗？在里约热内卢，我不是参观过黑人贫民窟吗？
今天的印度，语言也乱成一团。除了英国人，印度历史上的每一个征服者，都曾把一种语言赠予印度人。然而，直到今天，英语在印度依旧是外国语言。这是英国统治印度遗留下的最大缺憾。语言就像一种感官。印度独立后，官方继续使用英语（它永远只是印度的第二语言），但这肯定会在印度人心理上造成莫大伤害。这就像强迫英国城镇巴恩斯利的议会，以法语或乌尔都语议事一样。这一来，效率肯定会降低。更严重的是，它会在行政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树立起一道藩篱，而且，它会妨碍印度人寻求自觉。在政府机关被迫使用英语的印度公务员，常会显露出一脸惊慌、手足无措的表情。对他来说，英语就好像一种难以理解的符咒，勉强使用这样的语言与人们沟通，只会使他的反应变得非常死板僵硬。于是，他的上班时间就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度过去了，而下班后，使用自己的语言，他又变成一个思想敏捷、谈笑风生的人。印地语已经被政府指定为印度的国语。全国一半人口通晓这种语言。使用印地语，你从北部的斯利那加到南部的果亚，从西部的孟买到东部的加尔各答，一路通行无阻。然而，印度北部却有很多人不屑使用他们的国语，假装听不懂。在南方，当年甘地推动的学习国语热潮，如今早已退烧了。有些人说，把印地语这种北部方言明定为国语，只会让北方人占尽便宜，不如依旧使用英语，让南部和北部保持平等，即使牺牲行政效率，即使让大部分老百姓保持文盲的身份也值得。有些印度人甚至指出，印度这个国家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充当仲裁人。拥护印地语的人以一种新的自我意识，拒绝简化这种复杂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理解，反而挖空心思，让它变得更复杂更难懂。Radio（收音机）是一个举世通用的英文单词，但推行印地语的人却不屑使用它，硬要把它转化成怪里怪气的voice from the sky（来自天空的声音）。
印度作家开始写作西式的长篇小说。印度人在这方面的尝试，进一步显露出印度这个国家目前的乱象。长篇小说是西方特有的文学形式。它反映出西方人对人类处境的关怀，描写的是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在印度，有思想的人是不屑探讨现实生活的。他们认为，作家的责任是满足拉达克里希南总统⑩所说的“人类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从西方观点来看，以这种心态写作或阅读小说，都是不恰当的。出于对精神世界的基本需求，许多印度人迷上《剃刀边缘》（The Razor’s Edge）和《魔鬼代言人》（The Devil’s Advocate）这类小说——光看书名，我们就知道那是一部宗教寓言小说。除了精神价值，小说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故事、“人物塑造”、“艺术”、写实手法、主题、感人的情节、优美的文字？到现在印度作家和学者还在争论不休。于是，我们看到大学男生手里捧着女生文库的平装书，读得津津有味；于是，我们看见新德里名校圣史蒂芬学校的学生宿舍摆满美国儿童漫画书；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位学者的书房里，英国言情小说家丹妮丝·罗宾斯的一整套作品，和一卷卷占星学著作并列在一块儿；于是，我们发现，印度出版社印行的一套平装本简·奥斯汀作品，把她当作一位善于使用“明喻”的小说家来促销。
这只是印度人模仿西方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自渎的行为。同样的现象处处可见：在昌迪加尔市，一座新剧院落成了，却找不到剧作家撰写剧本；作家们一年到头忙着开会，讨论如何“融合民族感情”和如何协助政府推动五年经建计划，以及如何解决作家们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无关写作，反而跟翻译扯上关系——作家们觉得，英文这种语言，用来翻译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也许不成问题，但它无法精确而传神地呈现出使用印度“语言”写作的小说的风味。这可能是事实。我读过的英译印度小说不多，但读过几本后，我就不想再读了。我发觉，连备受读者爱戴的伟大小说家普林昌德（Premchand），其实只是一个二流的寓言家。他的作品探讨的总是那几个社会问题：寡妇的地位啦，媳妇的处境啦。其他作家很快就让我感到厌烦，因为他们的作品讲来讲去都是那一套：贫穷很悲哀，生离死别最是令人伤怀。印度小说中充斥着贫穷的渔夫、贫穷的佃农、贫穷的人力车夫这类人物。在这些作品中，你常会遇到年轻貌美的姑娘，她们总是莫名其妙地突然死亡，再不然，就是陪伴地主睡觉，以偿付家人的医药费，然后自杀。许多“现代”短篇小说，其实只是新瓶装旧酒的民间故事。我参加在安得拉邦举办的泰卢固⑪作家会议，领到一本小册子。首先，它讲述泰卢固民族如何奋斗，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泰卢固邦（坦白说，我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接着，它告诉我们，有多少烈士死于这场斗争，最后才提供我们一段简短的泰卢固小说发展史。从这份数据看来，泰卢固小说刚开始时，全都是模仿《威克菲尔德牧师传》和《东林传》这类英国小说。再往南走，我遇到一位印度作家，据说，他的作品深受海明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