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片段，一九四五年（第3/4页）
两位W小姐中的一位讥讽地说，外国记者胡编乱造，那也是为谋生计呀。她的话说得机巧，在座的每个人对她这句暗藏机锋的话表示赞赏。
“另一方面，”刚才的小风波平息下来后，舒博士接着说，“让我们忘掉宣传，来看枯燥的事实吧。请允许我向你们根据过去画一幅小小图画，一幅相当悲伤，但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图画。我想请你们想象一下德国小伙子们骄傲地进入他们打下来的某个波兰或俄国小镇的情景。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唱歌。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元首已经疯了，他们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在给这陷落的小镇带来希望、幸福和美妙的秩序。这些德国小伙子们原以为他们打下城镇，是要给那里带来永久的和平，不料他们的占领最终导致敌人把这些城镇变成了烈火熊熊的战场，他们不明白这样的结果都是阿道夫·希特勒后来一意孤行、一错再错而造成的。当他们身着漂亮的戎装，带着他们美妙的战争机器，扛着军旗，雄赳赳走过大街时，他们对任何人，对任何东西，都笑脸相迎，因为他们当时是满怀友好和善意的。他们天真地希望当地百姓对他们怀有同样友好的态度。随后，他们渐渐发现，自己像小孩子一般充满信心地走在街道上，街道两旁却站满了一排排沉默无语、一动不动的犹太人，满怀仇恨地瞪着他们，侮辱着每一个走过去的士兵——不是用言辞，他们太聪明，不会恶语相加的——而是以阴暗的目光和暗藏恶意的讥笑。”
“我知道这种目光。”霍尔太太厉声说道。
“可是他们 不知道，”舒博士哭诉一般地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被弄糊涂了。他们不理解，他们伤了心。那么他们怎么办呢？起初他们试图通过耐心的解释和小恩小惠来化解那种仇恨。然而围住他们的仇恨之墙眼看越来越厚。到头来他们被迫把那些邪恶而傲慢的联合组织的头目监禁起来。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怎么做？”
“我碰巧认识一个俄国犹太老人，”马尔伯里太太说，“唉，不过是马尔伯里先生生意场上的一个熟人。他呀，有一次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要是遇上德国兵，就先亲手掐死一个再说。听了这话我惊呆了，站在那儿不知如何应答。”
“我可以回答他，”一个矮胖的女人说，她坐在那儿，两膝分得很开，“事实上，惩罚德国人的话人们听得太多了。他们也是人。任何一个心灵敏感的人都会同意你的说法：他们不能为那些暴行负责。所谓暴行，多半也许是犹太人编造出来的。如今我要是听人还在大谈焚烧炉和酷刑室的话，我准会发疯。这些东西当年果真有的话，那也是由少数几个像希特勒一样的疯子在操持。”
“依我说吧，”舒博士带着他那不真实的微笑说，“犹太人的想象活灵活现，控制着美国出版界，其作用我们一定要明白，也要有所考虑。还必须记住，有不少措施纯属卫生领域，讲究秩序的德国军队采取这些措施来处理死在难民营里的老年人的尸体，在某些情况下，也用这些措施来处理死于流行性疾病的人。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不明白这些由来已久的种族问题与我现在对已经投降的德国的态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当我想到英国人如何对待殖民地的土著人时就更不明白了。”
“抑或记得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怎样对待俄国人民的——唉——唉——唉！”梅尔尼科夫上校评论道。
“如今再不是这样的情形了吧？”霍尔太太问道。
“不是了，不是了，”上校说，“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已经觉醒，我的国家又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有过三位伟大的领袖。有过伊万，他的敌人称他为‘恐怖伊万’，然后我们有了彼得大帝，现在我们有约瑟夫·斯大林。我是一个白俄，曾在近卫军里服役，不过我也是一个俄罗斯爱国者和一个俄国的基督徒。今天，我说的一词一句都出自俄国，我感到它的力量，我感到俄罗斯老母亲的辉煌。她是一个战士之国，宗教之国，真正的斯拉夫之国。我也知道当红军进入德国城镇时，没有一根头发从德国人的肩膀上掉下来。”
“是头。”霍尔太太说。
“对，”上校说，“没有一颗头从他们的肩膀上掉下来。”
“我们都羡慕你的同胞，”马尔伯里太太说，“可是对共产主义向德国扩散你又如何看呢？”
“如果允许我提一个建议的话，”舒博士说，“那么我愿意指出，要是我们不小心谨慎，德国将不复存在。这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将会是阻止胜利者奴役日耳曼民族，是阻止胜利者把年轻的、强壮的、残疾的、老年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送到东部的广大地区去，像囚犯一样劳动。这是有悖于民主与战争的所有原则的。如果你们告诉我德国人对已被他们征服的民族也是这样干的，那么我将提醒你们三件事：第一，德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能指望它像个民主国家那样行事；第二，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的所谓‘奴隶’都是有他们的自由意志的；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吃得好，穿得好，住在文明的环境里。尽管我们对俄国的众多人口和广阔地域怀有天然的迷恋，但德国人在苏维埃之国不大可能找到德国的那种文明环境。”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舒博士继续说，嗓音突然抬高，“纳粹党其实不是一个德国的组织，它是一个压迫德国人民的外来组织。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莱伊(4) 是犹太人，卢森堡(5) 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鞑靼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非日耳曼人的重轭下遭受的痛苦和其他欧洲国家遭受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之苦一样多。平民百姓不仅受伤致残，甚至被杀，而且他们宝贵的财产和美好的家园被炸弹炸毁，这些炸弹是德军的飞机投下的还是盟军的飞机投下的也就无关紧要了。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还有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如今都是难兄难弟会的成员，在苦难和希望中一律平等，大家应该一视同仁。让我们把查罪定罪的任务交给将来的历史学家，交给在海德堡、波恩、耶拿、莱比锡、慕尼黑等地各个大学里任教的老学者，他们处在欧洲文化的永恒中心里，不带任何偏见。让欧洲这只凤凰再次展开它那鹰一般的翅膀，让上帝保佑美国！”
舒博士颤巍巍地点燃了一支烟，屋里出现了片刻宁静，对他表示敬意。然后霍尔太太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做了个小姑娘般的漂亮手势，请他来一曲美妙的音乐以丰富会议的内容。他叹了口气，站起来，走过去时踩在我的脚上，他伸出指尖点点我的膝盖，以示歉意。他在钢琴前坐好，低下头，一动不动地停了好几秒钟，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然后他把烟卷缓缓地、轻轻地放在烟灰缸上，又把烟灰缸从钢琴上挪开，放到了霍尔太太伸过来准备接住的手上，然后又低下头。他终于说话了，声音略带哽咽：“我先演奏《星条旗永不落》(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