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7/8页）

后来，局长多数时间都处于昏睡状态，就是醒来，也不大认识人了。最后，丁巴特只好把他在病房里的位置让给金斯曼的格兰纳姆。可是在餐巾纸罩住的十二瓦的灯泡下，老局长居然认出了格兰纳姆那张涨开的海绵球似的砖色的脸，说道：“是你？这么说我这一觉睡得比我想的要久了。”艾洪把这件事说了许多遍，同时还提到以死时镇定闻名的加图[21]和布鲁图[22]等人。他爱搜集这类资料，他从他读过的书中搜寻一切，什么星期增刊、周一布道词、霍尔德曼—尤利乌斯蓝皮书、各种谚语格言集的，从中搜寻出合适的比喻。可他的比喻常常牛头不对马嘴。这倒不是说，老局长临死时没有惊慌怨恨、丝毫不改生平习惯不值得赞扬。

那天晚上局长就躺进了金斯曼殡仪馆的一口大棺材。我早上去上班，办公室的门关着，还挂上了绿黑两色皱起的帘子，挡住干冷秋日的阳光。我绕到后门进去。艾洪太太十分迷信，所有的镜子都被蒙上了，在阴暗的餐厅里，局长的遗像前，一只灰白色的教堂里用的那种玻璃杯里，点着一支蜡烛。拍这张照片时，局长那比尔·科迪[23]式的络腮胡子还很浓密，且有光泽。阿瑟·艾洪从香潘回来奔祖父的丧。他坐在桌子旁，有一种大学生的超然的文雅，一只手插在蓬松的知识分子式头发中，面对在这种场合可以料到家里人会有的愚蠢表现，他显得从容镇定。他风度动人，谈吐隽永，不过，虽然他那年轻人常穿的浣熊毛皮大衣放在碗橱上，大衣上还搁着一顶贝雷帽，他的外貌看上去并不年轻，两颊已有皱纹。艾洪和丁巴特的背心上都有剃刀割的裂口，这是租来的衣服的特征。前丹波太太是和儿子唐纳德一起来的，她的头发梳成家庭教师式，还戴着拱形的夹鼻眼镜。唐纳德常在宴会和婚礼上唱歌。囿于亲戚间的礼节，哈罗威公司的卡拉斯和太太也来了，这位太太的前额留着一簇鬈发，她仍旧极不安定，对什么都反感。她浑身是肉，脸色红润，怨这恨那，满嘴挑剔。我知道，她一直告诫她表妹自己要多加小心，免受艾洪家的人欺凌。她不信任这家人。她也不信任自己的丈夫，虽然他给了她一切，在南区有一大套装饰豪华的房子，有哈维兰瓷器[24]、威尼斯软百叶窗帘、波斯地毯、法国挂毯、十二电子管的豪华型收音机。这就是卡拉斯，他穿一套双排纽扣的雪克斯金细呢衣服，看样子他刮脸困难不少，梳头发则更不在行，脸上的疙疙瘩瘩一概绕道而过。头发梳成一马平川，又瘪又塌。他手段圆滑，自己大为得意，虽然他的英语说得怪声怪气，在欧洲老家又是个无名小卒，可是并未妨碍他发财，见到他那细细的皱纹和小小的眼睛，以及他那辆可以与之媲美的六汽缸车、一辆黄色的帕卡德猛冲过来时，人们便会让步。

很久以后，在杰克逊公园附近一家面包糕点店里，我和卡拉斯太太有过十分钟古怪的邂逅。当时我带着一个希腊姑娘走进店里。我们穿着夏季的法兰绒运动衫，手挽着手，一大早就那么亲昵，她便以为那是我的老婆。她一眼便认出了我，脸上显得非常高兴，可是她的记忆错误百出，又没法加以阻止或纠正，还错得这么古怪。她告诉那姑娘，说我简直就是她的亲戚，她像爱阿瑟一样爱我，她在家里款待我如同款待亲人——她认为，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重逢。她搂住我的肩膀，说我长得有多漂亮英俊，而我的肤色，一直受到女孩们的羡慕（仿佛在办公室和台球房里，我是少女们中间的阿基里斯[25]）。我得说，她这样千方百计想用虚情假意来掩饰过去，使我大为困惑。人们都一直待我如同养子，好像我真的是个孤儿，她却从来不是这样，只因有钱脾气变得很坏，老对她那神秘莫测、短小精悍的丈夫发火，也数落艾洪家的人。我只是作为艾洪的司机去过她家，他们叙谈时，我坐在另一个房间。从餐桌上拿三明治和咖啡给我的也不是女主人，而是艾洪太太。现在，卡拉斯太太出来买早餐面包卷，碰上个好机会，得以用这种别有用心的花言巧语来粉饰她的过去。我什么也没有去否认，我说这都是真的，让她讲得热情奔放。她甚至责怪我为什么不去看她。可我还记得她那张恨得要砍人脑袋的板起的脸和葬礼前的那顿早餐，当时我在厨房里帮忙。巴伐茨基在煮咖啡。

艾洪只是疲惫不堪，并没有悲痛欲绝，他吸烟时，把黑呢帽推到后脑勺上，除了偶尔吩咐一声外，没跟我说一句话。丁巴特用沙哑的嗓音坚持由他推车送哥哥到金斯曼的殡仪馆。此后，就由我护送艾洪，不是阿瑟，阿瑟陪他母亲步行。我把艾洪背上背下那辆大轿车。墓园里秋色正浓，到处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墓碑。回来又请送丧的人吃了什锦冷盘晚餐。天黑以后，艾洪穿着丧服去犹太教堂，他的脚没有凳子可踩，两边也没有什么可依靠，他的面颊贴在我的背上。

艾洪并不笃信宗教，去教堂是出于礼仪，不管他心里想法如何，他懂得怎样为人。考布林家也是这个教堂的会众，我陪着安娜姨妈坐在楼上变相的东方式帷幔里。她在为自己的爱子霍华德流泪，周围那些衣着华丽、唏嘘作声、用嗅盐提神的妇女，则为来年将死于水火之灾——如经文的英译本所说——的人而哭泣。不管怎么说，这跟在楼下和那些围围巾、戴生意人呢帽的会众在一起祈祷的情况不同；挂在两脚支架卷轴丝绒装饰上的铃铛在丁当作响。天黑了，会堂里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蓬头垢面的来做晚祷的常客，他们一张张苍老的脸，声音各异，粗哑的、低微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咕咕哝哝的、嗡嗡刺耳的，吟诵着希伯来文的晚祷词。轮到丁巴特和艾洪吟诵孤儿的哀悼祈祷文时，不得不由别人给他们提示。

我们是和克雷道尔先生一起乘卡拉斯的帕卡德车回来的。艾洪低声对我说，要我让克雷道尔先生回家去。丁巴特已上床睡觉。卡拉斯返回南区。阿瑟去看朋友了，他明天早上就要回香潘。我帮艾洪换上较为舒适的衣服和拖鞋。后院里寒风飒飒，洒满月光。

那天晚上，艾洪要我留下陪他，他不想独自一人待着。我坐在一旁，他则以当地报纸社论的格式在写一篇有关他父亲去世的讣告。“灵车离开新坟归来，留下长眠其中的人去经历大自然最后的变化。他初来芝加哥，此地还是一片沼泽；他谢世时，这儿已是一座大城市。他在大火[26]之后来到这儿。据传，那场大火是因奥利里太太的母牛为逃避哈布斯堡暴君的征用而引起的。在他生前，作为一个建设者，他证明伟大的建筑和城市并不一定要建造在奴隶的白骨上，像法老的金字塔和在沼泽中蹂躏了千万人才在涅瓦河畔建起的彼得大帝的都城那样。像家父那样一个美国人的一生，给人的教训和那位谋杀施特雷利茨家族和自己亲生儿子的凶手迥然不同，他说明成就是能以正当手段取得的。家父并不知道柏拉图说过‘哲学就是对死亡的研究’一语，然而他去世时俨然一位哲学家，临终时对床边看守的那位老人说……”那篇讣告的风格就是如此，他在半小时内奋力写就，在他写字台上一张张油印出来，他吐着舌尖，身子在睡袍中缩起，头上戴着压发帽。后来，我们带着一只空纸板文件夹去他父亲的房间，锁上门，打开灯，开始清查局长的文件。他一面把文件递给我，一面吩咐说：“把这撕掉。这要烧掉，我不想让任何人见到这个。千万要记住这份材料放的地方，明天我要问你要的。打开抽屉，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出来。钥匙在哪儿？把裤子口袋里的东西抖出来。把他的衣服都放在床上，仔细掏掏每只口袋。啊，这就是他和范伯格的交易？多精明的老家伙，我爹，真是个天才。好，现在让我们来理东西——这是最主要的事。把桌上的东西都拿掉。我们好整理资料。这儿许多衣服，凡是我没法穿的，除了式样很古老的外，全都卖掉。注意，不管什么小纸片都别扔掉。他常把重要的事情记在这种小纸片上的。这老头子，他以为他会长生不老，这是他的一个秘密。我想，所有掌大权的老人都是这样想的。即使在他去世的日子，我觉得我真的还是这么看。尽管所有史书上都写了，可人们从来不吸取任何教训。从来不。那些史书只不过是人们为这和自己争辩的方式，不过这是人们应该铭记心头的、来自外界的唯一真知灼见。只要人们能虚心对待，真是一座极好的常备意见库。要是我们未能得到改进，那并不是因为没有多少可以吸取的真知灼见，而是因为我们的虚荣自负的重量超过了它们的总重量。”艾洪说，“啊，这里有一张关于马戈利斯的条子。他昨天还撒谎说没欠我爹钱。‘罗圈腿，两百元！’他非得还我不可，要不，我吃掉他的肝，这两面派，狗娘养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