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洛克（第58/79页）

他听到了轰鸣声——从他办公室的四壁和地板中所传来的震动。印刷机正在赶印他的晚报，一份文简图多的小报——《号角》。听着这种声音，他的脸上漾起了微笑。他的手写得更起劲了，仿佛那声音便是源源不断地注入他手指的能量。

他抛弃了以往社论中所使用的“我们”。他写道：“……而如果我的读者和我的对手们希望就这一偶发事件嘲笑我的话，我会接受它，并且把它当作是偿还一笔自己所招致的债务。我罪有应得。”

他想，那是这幢大楼的心脏，它跳动着——现在几点了？——我是真的听见了呢，还是我自己的心脏？——有一次，一个医生把听诊器插在我的耳朵里，让我听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它听起来就和这声音一样——他说我是个健康的动物，活很多年都会没事——活很多……年……

“我曾经把一个满口脏话的下流人强加给我的读者，此人的精神高度是我唯一的借口。我对社会的藐视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竟然会允许自己将他视作危险人物。我仍然持有对我那些追随者们的一份尊敬——他们有资格让我说埃斯沃斯不可能构成威胁。”

他们说声音从不消失，而是由空间传播——那么人的心跳又怎样呢——在五十六年当中有那么多次心跳——能否将它们再次收集起来，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再次使用？如果它们能再次跳动的话，结果也会是那些印刷机的声音吗？

“但是，我一直在自己的报头做他的担保人，所以，如果说公开忏悔在现代社会里是不可思议的丢脸行为的话，这便是我强加于自己的惩罚。”

不是一个人从来听不到的五十六年点滴的轻微声音，每一声都是单一的，决定性的，不像一个逗号，而像一个句号，一个版面上长长的一串，集中起来去喂那些印刷机——不是五十六，而是三十一，另外那二十五年是让我做好准备的——当我把新的报头举到门口上方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出版人是不更改报纸名称的——而这个出版人却改了——《纽约旗帜报》——盖尔·华纳德的《纽约旗帜报》……

“我请求这份报纸的每一位读者宽恕。”

一只健康的动物——来自我的东西都是健康的——我必须将那个医生领到这儿来，让他听听印刷机的声音——他会善良地、得意地、满意地咧嘴笑笑，偶尔，医生喜欢一个完全健康的标本，那太稀罕了——我要款待他一下——让他听听所听过的声音中最健康的——他会说《纽约旗帜报》是健康的，还可以活好多年呢。

办公室的门开了，埃斯沃斯·托黑走了进来。

华纳德任凭他穿过屋子走近办公桌，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华纳德心想，他所感觉到的只是好奇——如果好奇能从深渊吹进事物的三维空间的话——就像是《纽约旗帜报》周日增刊中那些房子一般大小的甲虫向着人类的身影前进——好奇，因为埃斯沃斯·托黑还在大楼里，因为托黑已经越过了他所下达的命令获准进来了，还因为托黑在哈哈大笑。

“华纳德先生，我是来告几天假的。”托黑说。他的面色从容镇定，那并不是得意洋洋的表情，那是一张艺术家的脸。他明白过犹不及，所以便通过保持常态的方式来达到登峰造极的冒犯，“并且告诉你，我还要回来的。还干这份工作，还写这个专栏，还在这幢大楼里。在我离开期间，你会弄清楚你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一定要原谅我，我知道这样做十分不得体，可是我已经等了十三年，我觉得可以给自己五分钟的奖励。那么，华纳德先生，你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而且你喜欢拥有财产的感觉？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它的基础是什么？你是否曾停下来以确保它的基础是稳固的？没有，因为你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讲求实际的人处理的是银行账户、房地产、广告合同和金边证券。他们留给像我这样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消遣——通过对金边证券进行化学分析，了解金子的性质以及来源等情况。他们紧紧抓住克雷姆·普丁那样的大广告客户，而把不起眼的小事留给我们去做，比如剧院啦，电影啦，电台啦，学校啦，书评以及建筑批评什么的。只不过是一种贿赂——如果我们喜欢将时间浪费在生活中并不重要的这些小事上，而与此同时，你们却在赚钱。金钱就是权力。是吧，华纳德先生？那么，华纳德先生，你就是在追求权力了？是控制人的权力吗？你这个可怜的外行！你从没弄清过自己野心的本质，否则你早就会知道你并不适合此道。你不会利用它所要求的方法，而你又不愿接受这样的结果。一直以来，你连个无赖都算不上。我并不介意将这种方法传授给你，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对你来说更糟糕：是做个伟大的无赖好呢，还是个伟大的傻瓜好。那就是我要回来的原因。而且当我回来时，我要来管这家报纸。”

华纳德平静地说：“等你回来。现在从这儿滚出去！”

《纽约旗帜报》本市新闻编辑室的员工走上街头进行罢工。

华纳德集团工会全体出动。还有许多非会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印刷厂的员工还在上班。

华纳德从没考虑过工会的事。他比其他出版商发的工资都要高，而且他们从来没有提过经济上的要求。如果他的员工们希望通过听听演讲这样的方式来消遣一下，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为此担心。多米尼克有一次试图提醒他：“盖尔，如果人们出于工资、工时，或者实际的需要而想要组织起来的话，那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可是既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目的，你还是盯紧点儿的好。”“亲爱的，我得求你多少回？离《纽约旗帜报》远点。”

他从没费心去了解过都有谁属于这个工会。现在他才发现成员人数并不多——然而却是决定性的，包括他所有的关键人物，不是那些大的部门主管，而是下一级，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活跃分子，那些小小的不可或缺的火花塞：那几个最出色的驻外记者，负责全面课题的作业人员，负责改写加工的编辑，助理编辑等等。他查阅了他们的记录：大多数是在过去八年中录用的；由埃斯沃斯·托黑推举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