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洛克（第60/79页）

爱尔瓦·斯卡瑞特对华纳德的镇定自若无法理解。那台卓越的机器——这个字眼在他心里一直代表了华纳德，斯卡瑞特心想——运作状态从没像现在这样良好过。他言语简明，下达指令迅速，作出决断及时。在一片狼藉中——机器、导线、润滑油、墨水、废纸、没有打扫的办公室、无人占用的办公桌，当被楼下街道抛上来的砖头砸烂的玻璃像阵雨般从头顶倾泻而下时，华纳德躲闪的动作就像一个双重曝光的身影，叠加在背景上，偏离了位置，不成比例。斯卡瑞特心想，他并不属于这里，因为他看上去并不现代——正是这一点——他看上去并不现代，无论他穿着什么样的裤子——他就像某种来自哥特式大教堂的东西。他贵族的头颅挺得很直，无肉的面颊紧紧地缩在一起。一艘轮船的船长，除了他本人，所有人都知道这艘船正在下沉。

爱尔瓦·斯卡瑞特还在。他还没有认识到事件的真实性；他茫然若失地拖着脚步四处走动；每天早晨开车来到大楼，看见纠察队时，他心里都有一种新鲜而不知所措的震惊。除了车窗玻璃上被扔了几个西红柿以外，他没受什么伤。他试图帮助华纳德，他试图去干自己和另外五个人的工作，可是他连一天的正常任务都无法完成。他在无声地崩溃，他的关节被问号拧得松动起来。无论人们在做什么事，他都要打断他们，不停地问：“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怎么突然之间就这样了？”他这样浪费着每个人的时间。

他看到一名穿白色制服的护士沿着走廊走过去——一楼建了个急救站。他看到她正将一个废纸篓搬到垃圾焚化炉去，里面全是一团团沾满血迹的纱布。他转过身去，他感到恶心。并不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景象，而是因为他凭着直觉所领会到的一种隐含其中的更强烈的恐惧：这座文明的大楼——上了蜡的干净地板令其显得安全，严格保持的现代企业的整洁令其显得体面，这是一个人们处理像写字和签订合同这种严肃事情的地方，一个人们接受婴儿服装广告和闲聊高尔夫球的地方——在几天的工夫里，变成了一个人们搬着血糊糊的垃圾从走廊里经过的地方。为什么？——爱尔瓦·斯卡瑞特想。

“我无法理解这一切。”他以没有口音的单调语气对他周围的每一个人这样说，“我无法理解埃斯沃斯怎么取得了这么大的权力……埃斯沃斯是个文化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卑鄙的站在街头闹事的激进分子，他是那么友善，又是那么机智，而且又是个多么博学的人啊！——一个总是开玩笑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暴力分子——埃斯沃斯不是存心要这么干的——他并不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他爱人们，我愿为埃斯沃斯·托黑押上所有的赌注。”

有一次，在华纳德的办公室里，他壮着胆子说：“盖尔，你为什么不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至少与他们见见面？”

“闭嘴。”

“可是，盖尔，在他们那边或许也有一点点真理呢？他们是新闻记者。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出版自由……”

然后，他看见几天来一直期待并以为自己已躲过去的愤怒发作了——那蓝色的虹膜消失在一团白色中，那没有视觉的明亮的眼球，在一张全是凹陷的脸上，那颤抖着的双手。可是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了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东西：他看到华纳德将即将发作出来的东西消灭在萌芽状态，未发一言，没有半点解脱。他看到他凹陷的太阳穴上由于努力而沁出的汗珠，以及办公桌边上紧握的拳头。

“爱尔瓦……如果我当时没有坐在《新闻公报》的楼梯上……那个让他们自由的出版从何而来呢？”

外面和走廊里都有警察。那有些帮助，不过作用不大。有一天晚上，楼门口被倒上了硫酸，将一楼窗户的大块厚玻璃板都烧化了，而且在墙壁上留下了麻风病似的白斑。轴承上的沙子使一台印刷机停止了转动。一家无名的熟食店因为在《纽约旗帜报》上打广告而被砸得稀巴烂。一大批小广告客户退却了。华纳德报业的运输卡车遭到毁坏。一名卡车司机被打死。罢工中的华纳德工会发文抗议暴力行为。工会并没有教唆他们这样做。大多数成员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新前沿》上发文表达了对过激行为的遗憾，可是将其归咎于“人民正义的愤怒一时冲动的爆发”。

休谟·斯劳顿以一个自称“自由商人”的组织名义向华纳德发来一份通知，取消了他们的广告合同。“如果你希望的话，你可以起诉我们。我们认为我们享有合法理由取消广告合同。我们签约是要在一家有声望的报纸上，而不是人尽皆知的不光彩的废纸上刊登广告，这张废纸将纠察队带到我们的门口，毁掉了我们的生意，而且任何人都不再读它。”该组织包括大部分《纽约旗帜报》最有钱的广告客户。

华纳德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他的城市。

“尽管存在危险，但我曾一度支持罢工。我一辈子都在和华纳德作对。我从没想到会目睹这样一天，或者说这样一个问题——我居然不得不说——正如我现在所说的——我站在盖尔·华纳德一边。”奥斯顿·海勒在《时事报》上这样写道。

华纳德给他寄去了一张字条：“去你的，我没求你为我辩护。G.W.”

《新前沿》把奥斯顿·海勒描绘成“一个将自己出卖给了大企业的保守分子”。知识界的淑女们说奥斯顿·海勒过时了。

盖尔·华纳德像往常一样站在本地新闻编辑室的桌前撰写社论。他那些玩忽职守的职员们并没有看出他身上有什么变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不发脾气。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某些行为是新的：他常常来到印刷车间，看着那些轰鸣的巨人喷射出滚滚的白色河流，倾听它们所发出的隆隆声。他常常会从地板上捡起一块铅条，放在掌心上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抚摸着，像是在摸一块玉，然后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仿佛他不愿将它白白浪费掉似的。他反对其他诸如此类的浪费形式，而自己却对此浑然不觉，那种动作是本能的：他找回用过的铅笔，花上大半个小时修理一台坏掉的打字机，尽管电话在一边一个劲地尖叫，没人接听。那并不是省钱不省钱的问题。他连看都不看支票上的数字便在上面签字。斯卡瑞特不敢去想过去的每一个日子给他带来的开销。那个问题是这幢大楼的一部分，他爱这里的每一个门钮，属于《纽约旗帜报》的那些东西便属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