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跨越海峡（第3/9页）

在我们讲求实用与可知的世纪里，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的野心有点偏狭(不错，屠格涅夫确实说福楼拜很天真）。我们不再相信语言与现实如此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确实，我们也许认为，正如事物使词语得以诞生一样，词语也使事物诞生。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福楼拜天真，或者更可能说他不成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支持他的严肃或大胆的孤独。毕竟这是巴尔扎克的世纪，是雨果的世纪，这个时代的一头是姹紫嫣红的浪漫主义，而另一头则是充满格言诗的象征主义。在这样一个由浮夸的人物以及耸人听闻的风格构成的世纪里，福楼拜处心积虑的不显山露水也许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中的一种：古典风格或者现代风格。回顾十七世纪，或者展望二十世纪后期。当代的批评家自负地要对所有小说、戏剧以及诗歌的文本重新分类——把作者送上了断头台！他们不该轻易跳过福楼拜。在他们之前一个世纪的时候，他正在创作文本，否定他自己个人的重要性。

“作者在他的书中与上帝在自己的宇宙中一样，处处有他的存在，又处处看不到他。”当然，我们这个世纪严重误读了这一点。请看萨特与加缪。他们告诉我们说，上帝死了，因此，像上帝一样的小说家也死了。全知全能是不可能的，人的知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小说本身一定也是不全面的。这不仅听起来相当不错，而且也非常合乎逻辑。但会不会只是好听，或只是合乎逻辑呢？毕竟小说并不是在对上帝产生信仰的时候出现的；在强烈相信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那些小说家与那些强烈相信全知全能的造物主的人们之间没有多少相关性。我在此并列引用乔治·艾略特和福楼拜。

更加关键的是，十九世纪小说家身上所假定存在的神性始终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同样，现代小说家的偏好也只是一种乐趣。当一位当代的叙述者犹豫不决的时候，当他声称不确定的时候，当他误解的时候，当他敷衍塞责以及陷入错误的时候，事实上读者会得出结论说，这位叙述者正在真正展现现实吗？当作家给自己的小说提供两个(为什么是两个？为什么不是百个？）不同的结尾的时候，读者会不会认真地认为，他正“得到了一种选择”以及作品正在反映生活中多变的结局？这样的“选择”永远不真实，因为读者被迫吸收了两个结尾。在生活中，我们做出决定——或者说决定成就了我们——接着我们沿着一条路走去；如果我们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如我曾经对我妻子说过；尽管我觉得她并不处在一个欣赏我的境地），我们就走不同的道路。一个小说两个结尾，并重现这种现实：它只是让我们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我想，这是立体主义的一种形式。那也没有关系，但是针对相关的艺术手法，我们不能自欺欺人。

如果小说家真正想模仿生命多种可能性的增景变数，这就是他们想做的事。在书的最后，可以设计一系列的色彩各异且封好门的信封。每个信封的外面清楚地标好：传统的幸福结局；传统的悲惨结局；传统的忧喜参半的结局；Deux ex Machina；现代主义的武断结局；世纪终结的结局；悬而未决的结局；梦想结局；含糊晦暗的结局；超现实的结局；等等，等等。你只能选一个信封，而且必须把没有被你选中的信封销毁。那才是我所谓的提供给读者的结局选择；你也许觉得我实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

至于说犹豫不决的叙述者，你看，恐怕眼下你正遇上一位。可能因为我是英国人。你已经猜到了，至少——我是英国人了吧？我……我……请看那上面的海鸥。以前我没有察觉到他。他随波逐流而去，等待着从三明治上掉下来的小块小块的软骨。听着，希望你不觉得这很粗鲁，可是我确实得到甲板上去走走；酒吧这里太憋闷了。我们为什么不在船返回时见面呢？星期四两点钟的渡船行吗？我肯定更喜欢那个时候。行吗？什么？不行，你不能与我一起到甲板上去。看在上帝的分上。再说，我要先去一下厕所。我不能让你跟我到那里，从旁边的厕位上窥视我。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在渡船起航时，是两点钟在酒吧吗？哦，还有一句话。别错过格兰德街的乳酪店。我想店名叫勒鲁吧。建议你买一种布里亚——萨瓦兰乳酪。在英国买不到好的，除非你自己从法国带回。它们被保存在低温之下，否则他们会在里而注射什么化学物，不让它们熟得太早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乳酪……

我们如何抓住过去？我们如何抓住外国的过去？我们读书，学习，讨教，记忆，我们毕恭毕敬；后来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改变了一切。福楼拜是一个巨人；大家都这么说。他比伟岸的高卢首领还要高大。然而，根据他自己的权威性意见：他只有六英尺高。高还可以，但并不巨大；事实上比我矮小，而我在法国的时候，从没有觉得自己比高卢首领高大。

所以说，古斯塔夫是一个六英尺高的巨人，由此看来世界缩小了一些。巨人并不高大（侏儒也因而变矮了吗？）。那些胖子：会因为矮小而不那么肥胖了，于是为了看上去肥胖你就需要小一些的肠胃；或者说，胖子因为长着同样的肠胃却没有同样大的躯体了而变得更胖了？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琐碎而关键的细节呢？我们可以研究几十年来的文档，但我们经常会绝望地仰天摊开双手，宣布说历史只是另一种文学体裁：过去只是装扮成议会报告的自传体小说。

我墙上有一幅亚瑟·弗雷德里克·佩恩（1831年生于莱斯特的纽瓦克，作画生涯在1849-1874年）的鲁昂城的小幅水彩画。它从邦斯库尔教堂墓地的角度展示了这座小城：城里的桥，尖顶，蜿蜒地流过克鲁瓦塞的河流。那是1856年5月4日作的画。福楼拜在1856年4月31日完成了《包法利夫人》：就在克鲁瓦塞那里，就在我可以用手指点出来的两抹展开而又意义不明的水彩之间。如此之近，但又如此之远。然而，这幅由一个敏捷、自信的业余画家画的水彩画，是不是就是历史？

我不知道自己对过去相信些什么。我只是想知道，那时胖子是不是更胖。疯子是不是更疯？在鲁昂疯人院里有一个叫米拉博的疯子，主宫医院的医生与医学院的学生都知道他，因为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能耐：为获得一杯咖啡他愿意在解剖台上与女尸性交。(这杯咖啡是不是使得他更加疯狂，还是清醒了一些？）但是有一天，米拉博却变成了一个懦夫：福楼拜报道说，当面对一个在绞刑台上被绞死的女人时，这个疯子败下阵来。毫无疑问，大家给了他两杯咖啡，多加了糖，一杯白兰地？（虽然是死了，这种事还是需要有张脸的。那么，这证明他更清醒了还是更疯狂了？）今天我们不允许使用疯这个词。真是疯了。少有的几位我尊敬的精神病医生总是谈论疯了的人们。使用短小、简单、真实的词语。我说：死，垂死，疯，通奸。我不说：谢世，过世，或终点（哦，他到了终点？哪个终点？伦敦尤斯顿，圣潘克勒斯，还是巴黎圣拉扎尔车站？或者说人格混乱，或说乱搞，私通，她老去看她的妹妹。我就说疯与通奸，那就是我用的同语。疯这个同声音好听。这是个普通用词，一个告诉我们疯狂怎样像一辆送货的货车一样来了又去的词。可怕的事物也是普通的事物。你知道纳博科夫是如何在他的《包法利夫人》讲座里谈论通奸的？他说，通奸是“超越常规而又最符合常规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