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跨越海峡（第4/9页）

毫无疑问，任何通奸史都会引用爱玛在那辆奔驶的马车里的奸情：这很可能是整个十九世纪小说中最著名的不忠行为。读者不难想象被描写得真真切切的这一幕情景，并也不难弄清一切，你会这样想。确实是这样。但是还是很容易出差错。我引用一下马斯格雷夫。他是一位素描画家、旅行家、回忆录作家，还是肯特郡博登的牧师，他是《牧师、钢笔与铅笔，或，1847年夏巴黎、图尔与鲁昂郊游的回忆》（附《法国农庄备忘录》（伦敦理查德——本特利出版社，1848年）以及《诺曼底漫游，或卡尔瓦多斯郊游中的人、景、事》(伦敦大卫——博格出版社，1855年）两书的作者。在后一本书的五百二十二页上写道，尊敬的马斯格雷夫正在鲁昂旅游。他把鲁昂称为“法国的曼彻斯特”。当时，正值福楼拜在艰辛地创作他的《包法利夫人》。马斯格雷夫对鲁昂的叙述包括以下的内容：

我刚才正提到马车。我想，停在那儿的马车是欧洲最低·矮的马车。在路上，站在一辆马车旁，我可轻而易举地把手臂搁到马车顶上。这些小马车造得考究，简单而干净，装有两盏漂亮的灯；它们像大拇指汤姆的马车一样"穿梭"在街头。

我们的视线突然出现了倾斜：著名的奸情发生在比我们以前可能设想到的还要拥挤的地方，还要缺乏浪漫色彩。我意识到，迄今为止，这条信息没有出现在对这部小说的广泛评注中；因此我是以充满敬仰的心情援引了这条信息，供专业学者们使用。

高大，肥胖，疯狂。接着是色彩。当他为《包法利夫人》查阅资料的时候，福楼拜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看乡村景象。他当时看到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景象吗？可能。但是又如何解释下面这一点。在1835年的特鲁维尔，他观赏了太阳在大海上慢慢西沉后说，它像一个红浆果酱大圆盘。很生动。但是，1885年时，在诺曼底的红浆果酱是不是与现在的颜色相同呢？（还有没有保存到现在的这种果酱可以让我们核实呢？我们又如何能知道在相隔的这么多年里颜色没有发生变化呢？）这样的事让你烦恼痛苦。我决定给杂货公司写信询问此事。杂货公司不像我其他的联系人，立即给我答复了。他们的回复同样让人放心：他们说，红浆果酱是一种纯果酱，虽然1853年的果酱也许不像现代的果酱透明，因为没有使用精糖，但是颜色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至少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可以毫无顾虑地去想象日落景象了。但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至于说我的其他问题，如确实有一罐那时的果酱可能存放到现在，但一定毫无疑问地变成了褐色了，除非完全密封存放在一个干燥、通风、避光的房间里。）

  那位尊敬的乔治·M·马斯格雷夫牧师是一个关注细节而善于观察的人。他还是个有一定浮夸倾向的人（“在鲁昂的文学名声这一点上我应当高唱赞歌”），但是他对细枝末节的极端关注使他成了一个有用信息的供应者。他注意到法国人钟情韭菜，厌恶下雨。他询问了各种各样的人：他惊讶地听到一个鲁昂商人说他没有听说过薄荷酱油；一个埃夫勒的天主教教士告诉他，在法国男人读书太多，而女人几乎什么也不读（啊，像爱玛·包法利那样的人还是十分罕见的！）在鲁昂的时候，他在古斯塔夫的父亲与妹妹葬到纪念公墓一年后，游览了那里，并赞扬允许家庭购买自由保有地的革新政策。在别的地方，他考察了一家肥料工厂、贝叶挂毯，以及在1840年博·布鲁梅尔死于其中的卡昂疯人院（布鲁梅尔疯了吗？服务员清楚记得他：un bon enfant，他们说，只喝兑了一点葡萄酒的大麦水）。

马斯格雷夫也去了吉布雷的展览会，在千奇百怪的展出中有法国最大的胖孩：艾马布勒·茹万。他1840年生于埃尔布莱，现十四岁，入内观赏要收一点人场费。这个胖男孩有多胖？啊，我们的漫步中的素描家没有亲自入内，用他的铅笔记录下这个年轻尤物；而是等一名法国骑兵付了入场费，进入帐篷，然后出来时嘴里说了“一些非常精彩的诺曼底词语”。虽然马斯格雷夫并没有上前问这位士兵，他看到了什么，但他的印象是“艾马布勒并没有肥胖到这位客人所期望看到的那种程度”。

在卡昂，马斯格雷夫看过一次赛舟会，有七百名观众沿着码头边站着。大部分观众是男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蓝衬衫。整体的效果就是一种最亮丽的淡蓝。这是一种独特的很正的蓝色；这种蓝色，以前马斯格雷夫只见过一次，那是在英国银行的一个专门焚烧不流通纸币的部门里。那时用一种钴类颜料、硅石、盐以及碳酸钾制成的上色剂给钞票纸上色，如果你点火把一沓钞票烧了，那么灰烬就会呈现出马斯格雷夫在卡昂码头所见到的那种独特的颜色。法兰西的颜色。

当他继续往前走去，这种颜色以及与颜色相关的更粗鄙的东西变得更加清晰。男人们的衬衫与长袜是蓝色的；四分之三的女人的外衣是蓝色的。马厩与鬃饰是蓝色的；马车、一个个村庄的名称牌、各种农家工具、手推车以及大水桶等都是蓝色的。在许多城镇，房屋呈现出蔚蓝色，屋内屋外都一样。马斯格雷夫禁不住对他遇到的一个法国人说，“他的国家比我所熟悉的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拥有的蓝色都要多啊。”我们透过被烟熏黑的玻璃看太阳；我必须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去看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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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Santé希望你买到乳酪了？想听一句忠告吗？吃了吧。别装进塑料袋里放到冰箱里，留等客人来时再吃；转眼之间乳酪会胀到三倍大，闻起来就像是一个化工厂。你可以打开袋子，将你的脸置于一段糟糕的婚姻中。

“向大众抖落你自己的生活细节是资产阶级的诱惑，而我一直在抵制着这种诱惑”（1879年）。但是看下而的情况。你当然知道我的名字：杰弗里·布拉斯韦特。别漏字母，否则你把我变成了巴黎的一个杂货商了。不，只是开个玩笑。你看。你知道那些登在像《新政治家》杂志上的个人广告？我想我也许会这样做广告。

六十多岁的鳏居医生，孩子都已长大，积极向上，快乐，尽管有忧郁倾向，和善，不吸烟，业余的福楼拜研究者，喜读书、美食、故地重游、老电影，广交友，但欲觅……你看到问题了吧。但欲觅……

  是我吗？我欲觅谁？一个温柔的四十上下的离婚者或寡居者为婚姻伴侣？不行。成熟女性一起漫步乡村，偶尔共进晚餐？不行。喜欢双性同时又爱好三人同乐的配偶？当然不行。我常常在杂志的后面几页读到那些让人垂涎三尺的段落，虽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回复这些觅偶广告；而我刚刚意识到这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对它们的广告一段也不相信。它们不是在说谎，确实它们都竭力想表现得真诚，可是它们没有说真话。这个栏目扭曲了征偶者自述的方法。如果不是因为形式的鼓励或要求，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个积极向上的不吸烟者且有忧郁倾向。两个结论：第一，你不能对着镜子直接给自己下定义；第二，如通常那样，福褛拜说得没错。风格确实从主题里产生。尽管那些登广告的人也许已经尽力了，可他们经常被形式击倒——即使在必须坦诚地展现个性的时刻——被迫变成了并非出于本意的非个性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