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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总爱吹嘘的小子们，”路易斯说，“现在已经结成一大帮打板球去了。他们一边齐声合唱，一边驾着他们的大四轮马车离开了。在月桂树丛附近的拐角那里，他们每个人的头都同时转了过来。现在他们正在自吹自擂呢。拉朋特的哥哥是牛津大学的足球运动员；施密斯的父亲在洛茨板球场[3]打出过一百分。阿契和休；帕克和道尔顿；拉朋特和施密斯；然后又是阿契和休；帕克和道尔顿；拉朋特和施密斯——这些名字总是不停地重复；总是这些一模一样的名字。他们是自愿团的成员；他们又是板球队的队员；他们还是自然史学会的理事。他们总是四人组成一组，帽子上戴着徽章，列队前进；每当经过他们的会长身旁时，他们都会动作齐整地致以敬礼。他们有秩序的队列是多么庄严，他们对秩序的遵守是多么令人赞赏啊！如果我能够追随他们，如果我能够跟他们在一起，我宁愿献出我所知道的一切。但是他们也一样掐掉蝴蝶的翅膀，让它们瑟瑟地颤抖；他们把沾上血迹的脏手帕揉成一团丢进旮旯里。他们在昏暗的过道里弄得小孩子哭哭啼啼。他们长着红润的大耳朵，耳朵露在帽子外边。然而这就是我们愿意做的，奈维尔和我。我嫉妒地望着他们去了。我躲在窗帘后面窥视着，看到他们步调一致的动作，我心里感到欢欣鼓舞。如果我的腿能够通过他们而增加力量，那我的腿该会怎样地奔跑呀！如果我能够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一同赢得比赛，一同划船参加大赛，并且一同整天骑马驰骋，那我该会是怎样在夜深的时候引吭高歌啊！那时，滔滔不绝的话语一定会从我的喉咙里涌泻出来的！”

“珀西瓦尔已经走了，”奈维尔说，“他除了比赛整天什么也不想。当大马车转过月桂树丛附近的拐角时，他从来也不挥挥手。他瞧不起我身体娇弱得连球也打不成（不过他对我的瘦弱总是充满了好意）。他瞧不起我若非他关心我就不关心他们会不会赢得比赛或输掉比赛。他接受我的忠诚；他接受我提供给他的那种事实上掺和着对他的头脑蔑视的、怯生生的、毫无疑问下贱的帮助。因为他不会读书。但是，每当我躺在长长的草地上朗读莎士比亚或卡图鲁斯的著作时，他总能比路易斯理解得更深刻。不是指词语——可什么是词语呢？我不是已经懂了怎样去做诗，怎样模仿蒲伯、德莱顿[4]、甚至莎士比亚吗？然而，我却做不到整天钻在太阳底下专注地看打球；我做不到通过我的身体来感觉球的飞行路线，而且一门心思只想着球。我将终身做一个依恋于词语表面意义的人。但是我做不到跟他生活在一起，忍受他的愚笨。他将会变得越来越粗俗不堪，而且睡觉时还会打呼噜。他会跟人结婚成家，吃早餐的时候还会发生一些温情脉脉的场面。但他现在还是个年轻人。当他赤身裸体，浑身燥热，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在他和太阳之间，在他和雨水之间，在他和月亮之间，不会存在一根线，不会存在一层纸。此刻，当他们坐在他们的大马车上沿着高速公路驰去时，他的脸上泛着红黄相间的斑点。他会丢开他的外衣，双腿叉开站定，手做好准备，眼睛盯着球门。他还会祈祷，‘上帝啊，让我们得胜吧’；他将会只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一定会得胜。

“我怎么能够做到和他们一起乘一辆大马车去打板球呢？只有伯纳德做得到跟他们一起去；但是伯纳德错过了时间，没法跟他们去了。他老是错过时间。他的不可救药的喜怒无常妨碍了他跟他们一起去。当他洗手的时候，他会停下来，说：‘在那张蜘蛛网上有一只苍蝇。我是该搭救那只苍蝇呢，还是该让那只蜘蛛吃掉它呢？’他的心情总是被数不清的困惑混乱笼罩上阴影，否则，他一定会跟他们一起去打板球，一定会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而且一定会在击中球的时候激动得跳起来。不过，他们一定会原谅他；因为他会给他们讲故事的。”

“他们驾着车走了，”伯纳德说，“而我却错过了跟他们一块儿去的时间。那些令人讨厌透顶、同时又那么漂亮可爱的小伙子们，那些你和路易斯、奈维尔都非常非常羡慕的小伙子们，已经驾着车走了，他们每个人的脑袋都整齐地转往同一个方向。不过，我对这些大出风头的事情并不在意。我的手指在钢琴的键盘上滑行，没有辨别清楚哪个是黑键哪个是白键。阿契毫不费力就能打出一百分；我偶尔侥幸能够得到五十分。但是，我们俩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可是等一等，奈维尔；让我说下去。那些气泡冒了上来，就像从平底锅里冒上来的银白色气泡；一个比喻叠着另一个比喻。我没法像路易斯那样怀着极度顽强的意志坐到我的课本前面去读书。我得打开那扇小小的天窗，让那些成串的辞藻冒出来，借助这些辞藻，我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从而使这些事情不是支离破碎、互不相关，而是可以看到游动的线条，多多少少把它们连接在一起。我要给你讲讲那个博士的故事。

“当克莱恩博士做完祷告，蹒蹒跚跚走出弹簧门的时候，看上去他真的相信自己是非常高明的；但是实际上，奈维尔，我们都无法否认他的离去不仅使我们感觉到了轻松，而且还使我们获得一种摆脱了某种负担似的感受，就好像拔掉了一颗牙。现在当他费劲地穿过弹簧门走向他自己的住所时，让我们跟在他的后面。让我想象一下他在马厩那头他的私人房间里脱衣服时的情景吧。他解开他的吊袜带（让咱们讲得琐碎一些，让咱们讲得详尽一点）。然后用一个他所特有的姿势（要避免这些陈腐的字眼真是很难，而且就他来说，这些字眼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很贴切的），他从他的裤袋里掏出银币，又掏出铜币，接着把它们放在那儿，那儿，放在他的梳妆台上。他把双臂摊开，搁在椅子的扶手上，陷入沉思（这是他私人独处的时间；我们正是应当在这种地方看清他）：他会走过桃红色的桥去到他的卧室里呢，还是不过桥？这两个房间被克莱恩夫人床头柜上的台灯玫瑰色的光亮所形成的一道桥连接在了一起，克莱恩夫人就躺在那张床上，头发披散在枕头上，正在读一本法文的自传。她一边读着书，一边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沮丧绝望的姿势伸手抹了抹她的前额；她把自己跟某个法国公爵夫人作着对比，叹息地说：‘这就完了吗？’现在，那个博士说，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我要在西部某座乡村花园里修剪紫杉树篱。我原本可以当个海军上将；或者当一个法官；而不是一个教师。究竟是什么力量，把我弄到这个地步的呢，他问道，一边凝视着煤气取暖器，他的双肩耸得比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样子还要厉害（记住，他只穿着衬衫，没穿外衣）。究竟是什么力量？他一边思索，一边回头越过肩膀望着窗户，驰骋着他那些庄严的辞句。那是一个暴风雨之夜；栗子树的树枝波荡起伏。星星在树杈里闪烁。是什么善与恶的巨大力量把我引到了这里？他一边追问，一边伤心地发现他的椅子在紫色地毯的绒面上磨出一个不大的洞。他就这样坐在那里，让他的背带晃来晃去。不过，讲述一个人走进他自己的房间是有困难的。我没法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了。我正在想方设法地掉花腔；我正在我的裤兜里掂弄着四五枚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