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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们是去同一个方向。”安娜说，“我们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你。今天晚些时候，我们就要离开了。那时，他就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朝着父亲的方向点点头。杜阿尔特先生仍在睡觉，他躺在靠墙的一张毯子下面，一动不动。

梅塞德丝知道，她不能期望从安娜的父亲那里得到任何温暖。前一天夜里，当她回教室拿舞鞋时，无意中听到一场让她震惊的谈话。走进房门时，她听到有人在高声说话，还提到了她的名字。

“听着，我们对这个叫梅塞德丝的女孩一无所知。”杜阿尔特先生对妻子咆哮道。教室里的许多人都离开了，去寻找那流淌而来的不可阻挡的音乐。“万一她是共产党呢？”

“她当然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透过门缝，梅塞德丝继续听他们说话。

“到处都是共产党，还有法西斯分子，就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他挥舞着手臂，指着屋里乱七八糟的一切，这些都印证着他们的流离失所。

“你怎么能说这是他们的错？”杜阿尔特太太问道，她提高了声音，“你开始像你的兄弟们了。”

梅塞德丝呆住了。安娜曾说过，父亲对共和国政府非常愤怒，但她现在明白，自己必须很小心。

“没有那些人，”他说话时唾弃的样子好像在吐出嘴里的痰，“这些都不会发生。”

“没有佛朗哥，这一切根本不会开始。”妻子反驳道。

杜阿尔特先生狂怒起来，扬起拳头砸向妻子。她竟敢顶嘴，他无法容忍。

她举起胳膊想挡住这一记重拳。“佩德罗！”

他马上后悔了，但已是覆水难收。他从不曾这样愤怒到要打妻子，或许她也从未用这种方式坚决地反抗他。

“对不起，对不起。”他几乎是无助地低语，充满了悔恨与自责。

看到这个男人打妻子，梅塞德丝简直吓坏了。她敢肯定，父亲绝不可能动母亲一个指头。有一阵子，她想是否应进去劝架。显然，杜阿尔特先生在将儿子之死的罪责狂乱地投射到任何地方。在他看来，所有人都有罪，不仅包括那些像割草一样杀死他儿子的轰炸机和攫取了一半国土的国民军，甚至还包括那些未能成功建立统一战线的共和派人士。

杜阿尔特太太愤怒了，继续争论下去：“那你是说，你要在法西斯的统治下生活，顺从他们，而不是站起来捍卫我们曾投票支持的一方？”

“对，我宁可那样做，也不愿死……对，我会那样。因为死亡毫无意义。想想我们的儿子。”杜阿尔特先生反驳道。

“是的，我的确想着我们的儿子，”杜阿尔特太太回答，“他就是被你现在支持的一方杀掉的。”

悲伤和愤怒在他们心中交织碰撞。这场争论不可能获得理性的结果。

杜阿尔特太太泪流满面地离开房间，梅塞德丝趁机藏到了树影里。但她得拿回自己的舞鞋，因此趁机跑进去拿了出来。杜阿尔特先生抬头看到了她。他可能一直怀疑她听了他们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