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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说！你能看穿我的额骨吗？难道你，弗兰基·亚当斯，读懂了我的心思？”

弗·贾思敏不知道怎么回答。

“在我听过的怪事里，这是最蹊跷的一件，”贝蕾妮丝继续道，“真是想不明白。”

“我的意思——”弗·贾思敏又开始说。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贝蕾妮丝说，“正是从眼睛的这个角落。”她指指红血丝密布的黑眼睛的外角，“你从这里突然瞥见了什么，浑身上下打了个寒噤，你连忙转身，天知道会看到什么，但看到的不是鲁迪，不是你想看到的人。那一刻你仿佛觉得自己跌入了谷底。”

“是的，”弗·贾思敏说，“就是这种感觉。”

“嗯，可真是非同一般，”贝蕾妮丝说，“这种事生活中经常发生，但刚才我还是头一回听到有人把它说出来。”

弗·贾思敏伸手捂住鼻子和嘴巴，免得被人发现她在沾沾自喜于自己的非同一般，她谦逊地闭上眼睛。

“没错，这就是你沉溺于爱的方式，”贝蕾妮丝说，“始终不变。一种心里明白却说不出来的感觉。”

最后一个下午，六点差一刻，这场异乎寻常的对话就这样拉开序幕。他们第一次谈到爱情，而弗·贾思敏参与进来，不但能够理解，还能发表独特的见解。以前老弗兰基总是嘲笑爱情，认为是骗人的，压根就不相信爱情。她写的剧本对爱情从来都只字不提，电影也从来不看爱情片。老弗兰基总喜欢看星期六的日场电影，这个时间段常常放映犯罪片、战争片或牛仔片。去年五月，电影院周六放映了一部叫《茶花女》的老电影，是谁带头搅得鸡飞狗跳？正是老弗兰基。她坐在第二排，脚使劲跺着地板，两根手指吹着口哨。然后前面三排那帮买半价票的青少年跟着一起跺脚吹口哨，言情画面越往下放，他们就闹腾得越起劲。最后，电影院的经理拿着手电筒冲下来，把一伙人从座位上揪出来，赶出走道，一直赶到了人行道旁站着。那次兜里零钱花没了，还惹了一肚子火。

老弗兰基从来不接受爱情。而此时弗·贾思敏交叉着双腿坐在桌旁，光脚丫时不时煞有介事地敲着地板，还对贝蕾妮丝的话点头表示赞同。不仅如此，她还偷偷朝那碟融化的黄油边上的切斯特菲尔德香烟盒伸过手去，贝蕾妮丝也没有一掌把她赶开。弗·贾思敏拿了支烟点上，像成年人一样跟贝蕾妮丝在餐桌上吞云吐雾。约翰·亨利·韦斯特还是个孩子，歪着个大脑袋在一旁听她们说。

“现在跟你们说件事，”贝蕾妮丝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警告，听见了没，约翰·亨利？听见了没，弗兰基？”

“听见了。”约翰·亨利低声说。他伸出灰色的小食指一指：“弗兰基在抽烟。”

贝蕾妮丝端坐着身子，肩膀放平，两只变了形的黑手交叉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她抬起下巴，深吸了一口气，仿佛准备开唱的歌手。钢琴调音声又响起，没完没了。不过，当贝蕾妮丝一开口，低沉明亮的嗓音在厨房里回荡，他们便对钢琴声充耳不闻了。而警告的开场白仍然是老调重弹。她和鲁迪·弗里曼的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现在我要告诉你，那时我过得特别幸福。那些年，整个世界也找不到比我更幸福的了，”她说，“所有人。听清楚了吗，约翰·亨利？包括世界上的所有王后、百万富翁和第一夫人。我是说所有肤色的人都算进来。听懂了吗，弗兰基？整个世界也找不出哪个女人比贝蕾妮丝·莎蒂·布朗还要幸福。”

她讲起鲁迪的陈年往事，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十月底，某个午后他们相遇在镇外坎普·坎普贝尔加油站的前面。时值秋叶泛黄的季节，乡村炊烟袅袅，秋天蒙上一层金灰。故事从最初的邂逅开始，到舒格维尔耶稣升天教堂的婚礼，再到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位于巴罗街转角处有着砖瓦门阶和玻璃窗户的住宅，圣诞节的狐狸皮，六月里招待二十八位亲友宾客的炸鱼宴。那些年，贝蕾妮丝下厨做饭，用缝纫机为鲁迪缝补外套和衬衫，两个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还有在北方度过的九个月，在雪花飘飘的辛辛那提，同样过得开开心心。后来又回到舒格维尔。日子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就这样一晃而过。两个人一直过得很幸福。令弗·贾思敏有所领悟的不是这些琐碎往事，而是她讲述这一切的说话方式。

贝蕾妮丝用一种轻松欢快的语调来讲述，她说自己曾经比王后过得还开心。在弗·贾思敏眼里，她讲话时确实像个与众不同的王后，如果王后可以是黑人，并且坐在餐桌旁。她娓娓讲述两个人的故事，就像一个黑人王后缓缓展开一卷金线织物。故事讲完后，她的表情常常是黑眼睛凝视着前方，扁平的鼻子一颤一颤，嘴唇紧闭，伤感而沉默。通常来说，故事结束后，他们会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突然很快就忙活开来：玩一把纸牌，做做奶昔，要不就在厨房里无所事事地闲转悠。但这天下午，贝蕾妮丝说完后，他们既没动，也没说话，就这样静静地待着，到最后弗·贾思敏才问：

“鲁迪究竟是怎么死的？”

“病死的，类似于肺炎，”贝蕾妮丝说，“一九三一年十一月。”

“恰好是我出生的那年那月。”弗·贾思敏说。

“那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十一月。每天早上都打了霜，水坑里结一层薄冰。阳光昏黄黯淡，犹如在冬日里。声音传得很远，我记得有只猎狗，日落时分总在狂吠。我把壁炉里的火一直生着，日夜不停，夜里我走在屋子里时，总有个影子摇摇晃晃地跟在我身后。我所看到的一切仿佛都预示着什么。”

“我想我的出生和他的去世是同一年同一个月份，这就预示着什么，”弗·贾思敏说，“只不过不是同一天。”

“然后，那天是星期四，傍晚临近六点，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不过是在十一月。我记得去过道打开了前门。那年我俩住在普林斯街233号。天刚刚黑，那只老猎狗又在远处吠叫。我回到屋里，在鲁迪的床上躺下来。我伏在鲁迪身上，张开手臂抱住他，和他脸贴着脸。我祈求上帝，让我能给他力量。我恳求上帝，谁都可以，只要不是鲁迪。我伏在那里祈祷了很久，一直到晚上。”

“然后呢？”约翰·亨利问道。他的问题毫无意义，却提高嗓音哭丧着重复了一遍：“然后呢，贝蕾妮丝？”

“那天夜里他死了，”她尖利地说着，就好像他们在跟她争论。“跟你们说他死了！鲁迪！鲁迪·弗里曼！鲁迪·麦克斯维尔·弗里曼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