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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番茄脑瓜的脸上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

“这又不会破费你什么！倒像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一人似的。现在你就动手分吧，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可你千万别数错了。”

“你真该被绞死！”番茄脑瓜咒骂道。他已经垮掉了，每当事情超出他的掌控时，他就干脆认输。似乎为了要表示对此感觉无所谓，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蜂蜜。

今天真是了不起。邮件也送来了，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几封信和报纸。我们溜达到营房后面的草地上。克罗普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草地右边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盖了屋顶，结构也很坚固。不过这是给新入伍的士兵用的，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尽量利用随便哪一件偶尔碰上的东西。我们却需要更好用的。到处散落着一只只矮小的箱子，就是为了那个用途。这些箱子是方形的，很干净，四边都用木板围着，座位舒适得无懈可击。边上还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搬来了三只，围成一个圆圈，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下。这一坐就坐了两个小时才站起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初我们在营房里当新兵，非得用公共厕所不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到不好意思。厕所没有门，二十个人并排坐着，仿佛在火车车厢里一般。这样，一眼就可以把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时刻有人监视。

这期间，我们学会了对这类小节不再觉得害臊。到后来，比这还要糟得多的事情我们也不当回事了。

这里虽然是露天，上厕所却全然是一种享受。我再也无法理解，我们从前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觉得害臊，其实还不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这类事情若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若不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偏偏又显得那么新奇，我们也许不会对它们特别注意。对老手来说，它们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胃肠这些器官对士兵说来比对别人可要亲密得多。他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是从这里得来的，不仅在表达最大的喜悦，而且在表达最深的愤怒时，都能在此处信手拈来。要表达得这样贴切，这样清楚，用任何别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和老师们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可是在此地，这却是一种通用语言。

这种强制性的公开，已经使这些事情在我们心目中恢复了它们那纯洁的性质。更何况，它们本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舒舒服服地解决一下，正像玩纸牌时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一样畅快。胡诌出“粪坑传闻”这个词，倒不是毫无道理，这些场所原是部队里的流言市集和公共休息室咧。

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过任何铺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在那里，只能说是卫生，可在这里，却是美妙。

眼下真是个出奇无忧无虑的时刻。头顶上是一片蓝天。天边悬挂着浅黄色的照亮的侦察气球，被阳光照得灿烂异常，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一团团白茫茫的烟雾。发射时，这些烟雾就像稻束一样升了上去。

我们隐约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好像十分遥远的雷鸣。野蜂嗡嗡地飞过，就把这种声音压了下去。

在我们周围，伸展着一片繁花盛放的草地。青草摇摆着高高的嫩枝，白蝴蝶翩翩翻飞，飘浮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我们读着信，看着报，一边还抽着烟。我们摘下了军帽，放在身边。和风拨弄着我们的头发，也在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口箱子就放在那光闪闪、红艳艳的野罂粟花中间。

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合适的玩纸牌的桌子。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每打完一回一人公开亮牌的牌局，就插进一局拿破仑牌戏。人们可以永远这样坐下去。

手风琴的乐声从宿营地那边飘过来。我们不时搁下纸牌，向四周张望。一个人会说“孩子们啊……”或者说“那一回可真是九死一生咧……”，于是我们便沉默半晌。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之感，大家都能意识到，不需要用多少言语来表达。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在这几口箱子上面了。眼下，已经十分接近这个时候啦。因此，样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强烈的——殷红的罂粟、可口的食物、纸烟，还有夏天的风。

克罗普问：“最近有谁看见过克默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说。

缪勒认为他的大腿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以幸运地回家养伤了。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缪勒把纸烟扔了，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矮子，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得活像一只尖嘴老鼠。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在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向我们做了长篇报告，直到全班的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他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可是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

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不愿意入伍。那个人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胖的、和气的小伙子。可是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被周围人疏远的。而且和他一样想法的，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不过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些话，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

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