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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纪很轻，才二十岁。可是对于人生，却对除了绝望、死亡、恐惧以及与悲痛的深渊联系在一起的迷惘浅薄之外一无所知。我看到了不同民族彼此敌视，而且默然地、无知地、愚蠢地、甘心地、无辜地在互相残杀。我看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使这种种敌视和残杀更为巧妙，更为经久。跟我同样年龄的人，这里还是那里，在全世界，全都看到了这些事情。所有跟我同时代的人，也都同我一样经历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突然站立起来，走到我们的父辈面前，要求给以说明，他们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战争那样一个时代来临，他们会指望我们一些什么呢？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于人生的知识仅限于死亡。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病房里年纪最大的一个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由于腹部严重受伤，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十个月了。近几个星期来，他有了好转，居然能够弯着腰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了。

好几天来，他心情一直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那个小家庭里写信给他，说她已经攒了些钱，足够支付路费，要来探望他了。

她早已启程，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到来。莱万多夫斯基吃东西也没有味道了，连红甘蓝煎香肠也只尝了两三口就送给了别人。他经常拿着那封信在病房里打转，那封信每个人都早已看过十来遍，邮戳也不知道给验看过多少次了，而地址则由于油垢和指印，几乎难以辨认了。结果，肯定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莱万多夫斯基发起烧来，他只能回到床上去了。

他已经有两年没有看见他的妻子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一次她也把他一起带来了。可是，莱万多夫斯基的心里，却老是想着另外一些事情。他曾经希望等他老婆来的时候，可以得到许可出去一次，因为事情很清楚：见面固然很好，但是一个人在分别了那么长的时间以后重新遇到了他的妻子，要是正好有这个可能，他需要干一些其他的事。

莱万多夫斯基跟我们花过很多时间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在军队里，这些事根本不算什么秘密。何况也没有人认为这里头有什么不对。我们中间有些已经能够出去的人，告诉他镇上有两三处万无一失的偏僻场所，广场和公园，那里不会有人去干扰。有一个人甚至还知道有一间小小的屋子咧。

可是那一切都有什么用处啊，莱万多夫斯基还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呢。如果这件事情他也非得放弃不可的话，那么活着对他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我们安慰他，并且答应他会设法成全他的这件好事。

第二天下午，他的妻子来了，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有着一双怯生生、圆溜溜的鸟一样的眼睛，披着一件有褶边和饰带的黑斗篷，天知道这件东西她是从哪里继承得来的。

她轻声地喃喃自语着什么，腼腆地立定在门口。这可叫她吓住了，我们有六个男人在场。

“怎么啦，玛雅，”莱万多夫斯基说道，冒着险转动他的喉核咽了一口唾沫，“你尽管进来，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她走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她放下抱着的小孩，这时候那小孩在尿布里已经搞了些名堂了。她从一只绣着细珠的大手提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给孩子换上，让他清洁利落一点。这就使她消除了最初的困窘，两个人于是开始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十分烦躁不安，他不时斜着那凸出的圆眼睛，非常凄惨地朝我们瞟视一下。

时机很有利，医生已经查过病房，最多不过有一位护士会进来看望一下。为此，我们中就有一个人走出去侦察了一番。他回到房里，点了点头。“连个人影也没看见。现在是你的机会了，约翰，就干吧。”

两个人悄声地谈着话。那女的脸蛋有点红了，看样子颇有几分尴尬。我们好意地傻笑着，还做了个别去管他的手势，表示那又有什么关系啊！让这种种偏见见鬼去吧，那是为另一个时代准备的，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枪弹打成残疾的士兵，那里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够再跟她见面呢？他既然需要亲亲她，而且他也应当亲亲她，那就好啦。

我们有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抢在护士前面，万一她们碰巧要进来，就设法缠住她们。两个人同意去把守，大约一刻钟左右。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着身子躺着，因此我们就有一个人拿了两三个枕头去垫在他的背后，克罗普把那小孩抱好，随后我们大家都把身子稍微转过一点，那件黑斗篷便钻进被窝去，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便叽叽喳喳地大声谈笑，还闹闹嚷嚷地玩牌。

一切都很顺利。我拿到了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一圈差不多已经兜过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把莱万多夫斯基给忘了。过了一会儿，那小孩开始哭喊起来，尽管艾伯特拼命地这边那边地摇晃他。稍微有点吱吱嘎嘎和窸窸窣窣的响声，我们抬头一望，便看见那小孩嘴里含着一个奶瓶，原来他又回到母亲怀里去了。那件事已经干完啦。

我们自己现在都感觉到大家像是一个大家庭似的，那女人精神相当焕发，而莱万多夫斯基则是汗涔涔、乐滋滋地躺在那里。

他打开那只绣花的手提包，有几条很好的香肠露了出来，莱万多夫斯基仿佛挥舞花束一样抓起一柄小刀，把那点肉切成了碎片。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指我们——于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便挨个走过来，朝我们一个个微笑，还一个个分给我们香肠，这会儿她看起来简直很漂亮呢。我们都管她叫妈妈，她很高兴，还为我们拍打拍打枕头。

几星期之后，我每天早晨得上山德尔学院[27]去。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勒住，要把它弄得能够活动。一条胳膊老早已经治好了。

从前线又开到了一批运输车队。绷带都不再用布料制造，而是用白色的皱纸来做。纱布绷带在前线可太缺少了。

艾伯特的断腿恢复得很好。伤口差不多已经愈合了。过几个星期，他就要到人工补装肢体的部门去。他仍然很少说话，而且比以前更加严肃了。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忽然中断，呆呆地直瞪着前面。要不是跟我们一起住在这里，他这条命早就结束了。可是现在，他最坏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我们玩牌时，他也常常来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