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三章（第10/12页）

“跟我讲讲那件麻烦事儿吧。”她说。突然间，我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告诉她，起初是打扫房间的侍童感觉不对劲，然后约瑟夫也担心起来，最后等我敲门无果后，我便用万能钥匙试图开门，结果发现门从里面闩上了。我不得不拆掉两座阳台中间的隔层，然后从阳台上爬过去——幸好房客们都到海边的沙滩上游泳去了。进屋后，我发现马塞尔用自己的腰带吊死在了房中央的灯柱上：他肯定下了巨大的决心甘愿赴死，因为他在套索上只须挣扎摇晃几英寸，就能用脚尖踩到我母亲那张大床的花饰边沿。两瓶朗姆酒几乎都已喝干，只剩第二瓶里还留下最后一点儿，而在一只写给我的信封里，放着我输给他的那三百美元的余款。“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说，“从那会儿到现在我该有多忙啊。要费尽脑筋应付警察——还有房客也是。那位美国教授还算通情达理，但有对英国夫妇却嚷嚷着要向他们的旅行社投诉。你想想也知道，出了自杀丑闻会让酒店身价大跌的。这个开头很不吉利。”

“真是太可怕了，好吓人啊。”她说。

“我不了解他，我也不在乎他，但这件事是很可怕，没错，的确很吓人。很显然，我非得请个神父或巫师过来给那房间驱邪不可了。我也不确定该请哪一边的。吊灯也必须拆掉。用人们都坚持这么做。”

事实证明，和人聊天能抚慰身心，伴着语言流淌，欲望悄然升起。她的后颈靠在我嘴边，一条腿斜搭在收音机上舒展开。她浑身战栗，猛地伸手出去，不巧正好按在方向盘边缘，让汽车喇叭长鸣起来。那声音仿佛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凄厉哀号，又如同一艘迷失在浓雾中的轮船拉响汽笛，直到她停止战栗时才宣告结束。

我们沉默地坐着，保持着同样的姿势挤在一起，就像工程师组装失败的两台机器。现在我们应该分手道别了：我们在这里待得越久，未来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在沉默中，信任油然而生，满足感得到培育。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睡了一小会儿，现在醒来后，发现她也睡着。共享的睡眠是至深的羁绊。我看了看表。离午夜还早呢。几台起重机在货轮上方升降，排成长列的工人从货轮走向仓库，肩上的麻袋压弯了他们的腰，从他们头顶伸出，让他们仿佛戴上了尖顶风帽，远远望去活像一群嘉布遣会79的托钵修士。她有条腿压痛了我。我挪开腿时惊醒了她。

她挣脱到一旁，嗓音尖锐地猛然问道：“几点了？”

“十一点四十。”

“我梦见车子坏了，而且已经夜里一点了。”她说。

我感觉自己被摆回了原位，在十点到一点之间画地为牢。嫉妒竟这么容易滋长，这一点想想就叫人害怕——我认识她才不过二十四个小时，现在我已经看不得别人要求占有她了。

“怎么了？”她问我。

“我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就在这儿见。这里和其他的地方一样好，不是吗？换辆出租车过来，这样就行了。”

“以车作床还是不太理想吧。”

“我们可以到车后座上去。在那里会好一些。”她说得那么滴水不漏，让我感到沮丧。

我们的恋情就这样开始了，它一直持续至今，中途只产生过一些微小的变化：比如，在一年后，她把那辆标致牌轿车换成了更新的款式；另外也有几次——一次是趁她丈夫被召回国内开会磋商的空隙——我们摆脱了汽车的限制；还有一次，在一位女性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在海地角度过了两天时光，但随后那位朋友就回家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像是恋人，倒更像是一对密谋的共犯，因同一桩罪行而捆在了一起。和共犯一样，我们很清楚有侦探在背后跟踪调查。其中一人就是那个孩子。

我有一次参加了在大使馆举办的鸡尾酒会。他们没有理由不邀请我去，因为在我们幽会的六个月里，我已经成了为当地外国人社群所接受的成员。我的酒店还算小有成功——虽然我对此并不满足，并期望能找到一流的厨师。此前，我和大使第一次见面，是在大使馆举办的一场宴会过后，他开车送我的一位房客——一名英国同胞——回到酒店里的时候。他品尝了约瑟夫调制的一款鸡尾酒，饮后赞赏不已，还在我的走廊上待了一阵子，嘴里叼着的雪茄烟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我以前从未见过有人像他这样，将“我的”二字用得如此频繁。“来一支我的雪茄烟吧。”“请让我的司机喝一杯吧。”我们谈起了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我的意见是，那个医生会当选。他有美国人撑腰。这是我得到的消息。”他还邀请我参加“我的下一场鸡尾酒会”。

我为什么会恨他呢？我又没有爱上他的妻子。我“成全”了她，仅此而已。或者应该说我当时自以为如此而已。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发现我曾经在往见学校受过耶稣会神父们的教育，便声称“我在圣依纳爵80天主教学校读过书”——想借此和我拉拢关系？至于那所学校是在巴拉圭，还是在乌拉圭——谁在乎呢？

我后来得知自己受邀参加的那场鸡尾酒会在级别上属于第二等级，一流的酒会——席间有鱼子酱奉上——纯属外交界的活动，由大使、部长和一等秘书这些人参加，而三级的酒会纯粹是为了“履行义务”而举办的。能被列入二等酒会的宾客名单也算是一种恭维了，这种活动中会带有几分“娱乐”的味道。酒会上有几位海地的富豪，他们的太太都是绝色美女。当时还没有到他们逃离这个国家的时候，情况也还没坏到他们要夜不出户，害怕在宵禁期间的黑暗街道上惨遭不幸的地步。

大使将我介绍给“我的夫人”——又是“我的”，她便带我去吧台找酒喝。“明天晚上？”我问，她冲我皱起眉头，抿紧嘴唇，暗示我不要说话——有人正在监视我们。但她害怕的并不是她丈夫。他正忙着向一位客人展示“我的”伊波利特81绘画藏品，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前，对每一幅都详加解说，仿佛连这些绘画的主题也属于他。

“周围这么吵，你丈夫听不见的。”

“你看不到吗，”她说，“每个字他都在听啊。”但这个“他”不是指她的丈夫。一个小家伙，个子还不到三英尺高，长着一双直勾勾的黑眼睛，正带着侏儒特有的傲慢挤过人群，向我们走来。一路上他不停地推开客人们的膝盖，仿佛它们是树林中的低矮灌木丛，而这片林地全部归他所有。我看到他紧盯着她的嘴唇，仿佛是在读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