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6/8页）

我跟古斯配讲了我在芝加哥时，访问了华丽一英里大街上的一座摩天大楼，诗歌基金会的总部就在那里，负责掌管露丝莉莉的捐款。

“露丝莉莉是谁？”

“是一个给《诗歌》杂志寄了一辈子诗作的女人。虽说那本文学杂志规模不大，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她的作品。不过她每次都会收到编辑约瑟夫·派力司寄来的信。每拒绝一部作品，他都要亲手写一封信。87岁那年，露丝莉莉给杂志社捐了两亿美元。”

“你去芝加哥干吗？”

“我要给诗歌基金会的董事会做个演讲，董事会由芝加哥文化界的二十个名人组成，共同守着那两个亿的捐款。主席没有到场，飞去纽约了，通过一个小盒子来参加会议。那是一个正方形的扩音器，摆在会议厅正中间的桌子上，跟电影里的场景简直一模一样。他们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可就是拿不出预算。”

古斯配还从我这里了解到在中国黄山由四个朋友举办的诗歌节，曾经那四个朋友一个星期中没有一天不是醉醺醺的，喝醉了就开始写诗。后来四个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浪漫，而且也赚不了钱，于是七天就变成了三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创业：有人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有人开了宾馆，有人开了餐厅，最后一个开了一家剧院。那些创业赚的钱就用来邀请世界各地的诗人，前来参加他们举办的诗歌节。由于经济上的独立性，中国政府无法干预，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这场诗歌节的存在。机票、翻译、旅行，甚至足部按摩的费用都是他们自己掏的腰包。网络上找不到任何跟诗歌节有关的信息，现场也没有观众。诗人们来到著名的花园里，站在一棵孤单的松树前，又或是黄山的悬崖峭壁上，朗诵作品。四个朋友面带幸福的微笑，倾听那些动人的诗句。

“那你住的酒店是什么样的呢？”

“是新安国旅。”房间里的写字台上有一包玫瑰味的餐巾纸，椅子刷成了青花瓷色，窗外是一座小桥流水的花园，花园里种着修剪平整的小树。每天早晨八点半一个女人便拿着笤帚在草地上扫起来。

麦德林诗歌节结束后，我就动身前往巴兰卡维梅哈，和四个诗人坐在一辆密闭的汽车里，司机的腿上摆着一把自动步枪，紧跟其后的汽车里也坐着两个持枪的人。我们正在去一家最大的炼油厂的路上。早上五点，工人们全都聚集到一片草地上。六百号人，一千两百只黑黑的手。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诗人们从兜里掏出几张纸，朗诵起来。

古斯配听了两眼放光，仿佛自己也成了工人中的一员。阳光照在他的身上，辞藻诗句涌入他的耳朵，搅乱了他的灵魂。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为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的煤矿工人们朗诵过，他并没有选择诗歌或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而是穿着天鹅绒西装，朗诵了本韦努托·切利尼自传中的一段。本韦努托·切利尼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家，曾经羞辱过牧师和皇室，拜访过风尘女子，还杀过几个人。煤矿工人沉浸其中，接近尾声时大声呼喊王尔德明年一定得再来，接着给他们朗诵切利尼的自传。

古斯配也想接着往下听。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和卢卡之间的交流很少。要是我在店里，有时候他会坐到我身边，有时候会把我叫进厨房里。我问卢卡古斯配最近怎么样，在学校表现如何，有没有交女朋友。卢卡一边工作，或者一边喝咖啡，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也会主动告诉我跟古斯配通过电话，古斯配让他向我问好。我们都在避免一些问题，一场真正的对话。跟之前那十二年比起来，这已经算好了，可是我们之间的话仍然不多。我们不愿听对方讲话，因为会产生一种嫉妒。比如古斯配在维纳斯度过的冬天，我和他一起去草地里散步的春天。那时候卢卡正在鹿特丹的厨房里，弯腰做冰激凌。

如今那些曾经沉默的故事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仔细地去倾听每一个字词。然而有些事，卢卡仍然不愿知晓。

我给古斯配朗诵了雪莱的诗。十五岁那年，就是那首诗颠覆了我的世界。“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爱人；灵魂也如此，只容得下一个想法。一生只有一个目标的人，便失去了永生的机会。”那年古斯配也是十五岁，还留着短发，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我。也许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时，我也是这种表情。后来他终于说话了，只说了一个词：“好美。”这一切卢卡一个字也不想听到。

他总是说：“别拿那些诗句来烦我。你就不能不提诗歌吗？”

对于古斯配喜欢的诗人我只字不提，他们的作品古斯配倒背如流。有一次羽勒池·德勒德尔坐在冰激凌店外面，古斯配请他在诗集上签名。德勒德尔写道：“致古斯配，咖啡很黑，冰激凌很特别。”

弗朗斯·菲戈尔有时也会经过店门口，却从来没有驻足停留。也许我父亲曾经把他从店里赶走过，因为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从他每天都带在身边的那个塑料袋就可以认出他来，袋子里装的是他软磨硬泡要卖给书店的诗集。

我把中国诗人第一次来参加国际诗歌节的情景讲给古斯配听。那是七十年代，那时候人们还无法想象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是怎样的。虽然作品没有翻译，还是来了好多观众，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一刻是多么特别，带着崇敬的心情倾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三位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突然，弗朗斯·菲戈尔站了起来，冲着台上发音不清的一个中国诗人喊道：“响一点！我听不清！”

古斯配问我有没有菲戈尔的最后一本诗集，他对书前面的座右铭印象尤为深刻。那是布莱登·布莱登巴赫的诗句：诗歌的作用就是用力地操那些字词。

我没有跟卢卡提波利斯·来泽的名字。在我把《E上空的云朵》这本诗集拿给古斯配后，他就义无反顾地着了迷。来泽是一个俄罗斯男孩，总想跟喝醉的妓女一样放声高歌，作品里浸透了愁绪和绝望。他既是诗人，也是街头霸王。古斯配被那直接、通俗的语言打动，还有出现在诗里的醉汉和瘾君子。来泽的脸上有个巨大的疤痕，说是打架时留下的。事实上是小时候摔跤摔的。

他在世界诗歌节上的表现可谓丑陋，几乎每天都醉醺醺的，谁的话也不听。有限的英语水平让人几乎无法跟他交流，观众都失望极了。来泽摇摇晃晃地走向讲台，顺序错乱地朗诵起来，跟屏幕上英语及荷兰语的翻译完全不一致。

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在父母偏僻的房子里上吊自杀了。人们在他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很爱你们，别废话了！你们的波利斯。”那年他26岁，跟莱蒙托夫一个年纪，然而后者是在一场群架中被枪打死的，死前还以为大伙儿打架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