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睡眠教学法（第2/3页）

关于这点，西奥多·X．巴伯[1]在1956年十月版的《临床与实验催眠学报》发表了论文《睡眠与催眠》予以论述，极富启发性。他指出，浅层睡眠和深度睡眠有着重要的区别，在深度睡眠之中，脑电图仪未能记录下α脑波，而在浅层睡眠之中，α脑波却现身了，由此可见，浅层睡眠更靠近清醒状态或催眠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中，α脑波都出现）。一声巨响，能把一个处于深度睡眠之中的人惊醒；如果声响稍微降低些，却并不能惊醒这个深度睡眠中的人，只是，α脑波居然出现了，这表明，深度睡眠转变为了浅层睡眠。

处于深度睡眠中的人，不能接受暗示。但是处于浅层睡眠中的人，若给予其暗示，他们会接受——巴伯先生发现，在催眠状态之下，其接受暗示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许多早期研究催眠术的人都做了类似的实验。米恩·布拉姆韦尔[2]在其1903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催眠术的历史、实践与理论》中记录道：“许多权威宣称能够将自然睡眠转变为催眠状态。据维特斯特朗[3]说，将一个人尤其是小孩置于睡眠状态，实在是小菜一碟。……维特斯特朗以为，这种诱使催眠的方法应用价值很大，他自称成功地完成了多次。”布拉姆韦尔还说其他一些熟练的催眠师（其中包括了一些杰出的权威如伯恩海姆、莫尔、佛瑞尔）也曾达到同样效果。

今天，任何一个实验员都不会说“将自然睡眠转变为催眠状态”，他会说，浅层睡眠（与不出现α脑波的深层睡眠相反）是这样一种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会乐意接受暗示，这与被催眠的人一模一样。举个例子，当一个人处于浅层睡眠时，告诉他一会儿之后会起床，会感觉非常口渴，然后他真的就起床了，而且喉咙真的非常干，急切要喝水。浅层睡眠时，人的大脑皮层固然不很活跃，不能做积极思考，但是它还是足够清醒，能够接受暗示，并将暗示传递到自主神经系统的。

我们已经知道，著名的瑞典医师和实验家维特斯特朗，对睡眠儿童的催眠处理上可谓得心应手。今日他的手法仍然被一些儿科医生们沿袭，他们告诉年轻的母亲们睡眠教育的艺术，教育她们在婴儿处于浅层睡眠时，可以给孩子一些有用的暗示。通过这种睡眠教育法，可以纠正孩子们尿床、啃指甲的恶习，可以引导孩子们做手术时减少恐惧，而当孩子们的生命状况堪忧时，则能给予孩子们信心和安慰。我自己就曾亲眼看到，通过临床上的睡眠教育法，孩子们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而成人们，若采用此法，也应能取得相应的成绩。

对于未来的独裁者来说，睡眠教学发展至此，此中价值，不言而喻。在合适的条件之下，睡眠教学法确有效果，看起来和催眠的效果一样。在催眠状态中，能让一个人做的大部分事情、能对一个人做的大部分事情，也同样可以在浅层睡眠状态中实现。语言暗示可以从处于催眠状态中的大脑皮层传递到中脑、脑干，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如果这些暗示精心设计、不断重复，那么睡眠者的身体机能就能够改善或能接受外界干预，新的情感模式将建立起来，旧的情感模式被修正，催眠后的人可以接受命令，而口号、公式、触发词则深深刻入记忆深处。孩子比成人更能接受睡眠教学法，未来的独裁者自然会充分利用这一情况。幼儿园的孩子们午觉之时，将会接受睡眠暗示。大小孩——尤其是干部的孩子们，他们要成长为领袖、管理者、教师——则进入寄宿学校，在此，除了白天接受良好的教育，晚上还以睡眠教育作为补充。至于成人，则会特别关注病号。正如巴甫洛夫多年之前验证的那样，意志坚定、冥顽不灵的狗，动了手术之后或者忍受着病痛之苦的时候，它们就能彻底接受暗示了。我们的独裁者因此将确保每个医院病房布置好声音设备。一次阑尾手术、一次分娩、肺炎或肝炎的一次发作，都将成为病人们接受忠诚、唯一真理的精读课程的良机，也将成为温习意识形态原理的理由。其他被奴役的听众则聚集在监狱、劳改营、军营、海船、夜间的火车飞机上，或者在巴士总站、火车站阴郁的候车室里。即使睡眠暗示对这些人所起的效果还不到10%，但仍然是一个骄人的成绩，而对一个独裁者来说，这等好事是千载难逢的。

且暂不讨论浅层睡眠、催眠的神奇效果了，我们来看看清醒状态的人——或至少自认为处于清醒状态（实际上，佛教徒们坚称，绝大部分人始终处于半睡半醒之间，好似梦游者一般度过一生，唯有听从别人的暗示。只有悟道，才是真正的清醒。“佛陀”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就是“觉醒”）——他们对暗示的敏感性又是怎样的。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许多方面，人人皆相互不同。在统计定额中，个体差异的幅度之大，已然令人惊叹，而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所谓的统计定额，只在保险统计中有些用处，大抵是不能使用于真实人生的。真实人生中，没有一个人是所谓的“标准人”，只有一个个单独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人皆自有其与生俱来的精神、身体的特质，却无一不刻意（或被迫）扭曲自己的生物差异性，以融入某个文化模型的同一性中去。

对暗示的敏感性，是这些特质之一，同样人人大不相同。自然，环境因素会影响一个人接受暗示的敏感性，不过，恐怕这一特质的区别也有个体体质差异的原因。对暗示极度反抗，这种案例甚是罕见，幸亏如此，否则如果每个人都像别人一样不接受暗示，社会生活就不存在了。社会之所以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高效运转，就是因为虽然程度不同，但大部分人都对暗示敏感。但是，对暗示极度敏感的现象，一样甚是罕见。这也是社会之幸，否则如果大部分人对外界暗示极度敏感，那么任何选区里的大部分选民将不可能做出自由、理性的选择，民主制度亦将不存。

几年之前，在麻省总医院里，一群研究者就安慰剂（安慰剂从药理学上说，是毫无疗效的，但是病人们却相信它们有效）的止痛效果进行了一场极其成功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参加实验的患者为162人，他们都刚从手术室出来，身体非常疼痛。一旦有病人要止痛药，研究者们就给他们注射吗啡或蒸馏水。所有的病人都接受了吗啡、蒸馏水的注射，其中，约三成的患者根本不能从安慰剂中获得缓解疼痛的效果，另外14％的患者每次注射蒸馏水之后都觉得病痛缓解了，剩下的55％的患者，有时能从安慰剂中获得缓解疼痛的效果，有时则不能。